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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运动的后方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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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9【燧火评论】新闻自由运动的后方战线

【庄迪澎】新闻自由运动作为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博弈的战场,有“前线”也有“后方”,尽管两者的界线不可一刀切。各个维权组织和个人为废除恶法及抗议政府限缩新闻自由而奔走、抗议、示威,是在前线作战。后方则为前线作战储备粮草,从媒体教育到研究替代政策等;这方面,《2010年雪兰莪州资讯自由法令》之订立,长期宣导和探讨相关立法原则的“独立新闻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等非政府组织应记上一功。

就前线作战而言,自1961年《马来西亚前锋报》编采人员为抗议巫统渗透和干预而罢工,以及1985年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联合国民醒觉运动(Aliran Kesedaran Negara)展开全国性的反对官方机密法令修订案运动之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运动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近乎“不动”状态,直至1998年以后,先后爆发“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运动,同情烈火莫熄的独立政论杂志频遭内政部整肃,以及2001年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事件,新闻自由运动这才开始重振旗鼓。

然而,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运动整体上偏重前线作战,并以国家机关和严刑峻法作为主要敌人,把废除恶法或媒体松绑视为主要目标(即便不是唯一目标)。处于国阵政府以各种严厉的媒体法规肆虐之环境,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也因此相对忽视了法规管制以外其他不利新闻自由的因素,包括所有权控制和反动意识的调教(pedagogy)。以华人社群为例,2001年反收购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其时仍有不少人尚未认识到所有权素为限缩新闻自由的重要手段,以及2006年反垄断运动,恐怕亦有很多人不以为然,暗忖只要中文媒体能维护“我族”之权益,垄断无伤大雅。

保守主义蟹行 进步力量受阻

如此局面,恰恰是忽视后方作战的结果。后方既是支援前线永续作战所需的粮草,也是​​另一个战线。无论是前线或后方,进步力量都会碰上拦路的保守派。在前线,新闻自由运动的倡导者和行动者固然面对比它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国家机关,但是由于民主理念和权利意识抬头,保守派的作为较会被暴露、竞争和抵抗;而且将国家暴力界定为不公义、压迫、独裁等,较无悬念。

后方虽是另一战线,却因吾人相对忽视,以致保守派几近大行其道,而进步力量则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实践”的偏见,以为走到前线、亲临草场(turun padang)才是“能见成效”的“实践”,于是愿意退守后方和专注后方作战的人“买少见少”,而且这不是新闻自由运动独有的现象。

以新闻自由运动而言,大专院校的传播学、新闻学与媒体研究部门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但不幸的是,这个大后方长期为保守派所占据;进步力量虽不至于完全缺席,却“兵力”悬殊。远因是,传播学门之诞生原来就深受美国主流功能学派(或行政学派)所影响,加之以1950年代至1960年代盛行的“传播与发展典范”主宰了几代人的思维,适逢其时独立的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开办传播学教育时,自然不自外于这个时代主流,以培养传播和媒体的“实务”能力,进而“协助”国家/政府成就“发展”政策作为教育主轴。如此传播教育,使“批判”成了可遇不可求之事,要嘛期许少数学生有自觉自主学习,要嘛企盼有幸遇上稀有良师。

近因之一攸关讲师个人的学术和专业素养。高教学府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泛滥之后,越来越多不适任、不学无术的保守派人员以“讲师”和“学术人员”(academician)的身份在大专院校里滥竽充数。私立大学林立,传播系又有利可图,所以传播系也越来越多,而传播学门学有所成的师资稀缺,于是成为“讲师”的门槛越拉越低——只要有硕士学位,符合教育部学术鉴定机构(MQA)的最低学历规定,即可成为大学讲师;即便是大学毕业直接深造,缺乏专业历练,也无基本学术素养,都不成问题,反正私立大学只求符合MQA规定的讲师人数,以及确保每一门课都有讲师开课而已,还有更重要的是:便宜。

这里要谈的问题并非有无博士“学历”,而是这些讲师有无“学力”。讲师“学力”不足的结果,就是“误人子弟”不再是自谦用语,而是高等教育的残酷写照。一方面,他们只懂皮毛却又不思进取,有能力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就比皮毛更少和更肤浅;于是,大学和讲师都偏好实务训练,这样才不会暴露讲师“学力”不足,大学也能避免学生知“难”而退(学)造成大学企业的“业绩”滑落。

实务取向抬头 理念价值阙如

实务训练并非罪过,尤其在“We the Media”的时代,掌握实务能力有助于公民行使传播权。然而,问题出在以实务训练挂帅的同时,却往往理念缺席、价值混乱,这是“学力”不足的另一面。于是,会有讲师对学生评述说“陈云清被扣留是她自找的”、“政党收购媒体只是一般合法的商业交易,无可厚非”、搞不清楚在野党从政者对媒体的报导有答复权而动辄嘲讽他们干脆给记者上课,或是把批评当权者等同于偏执、反政府、不专业,甚至“调教”学生在媒体机构工作应安分守己,等等。徒有实务能力而理念阙如,恐怕只能祈求不为虎作伥,而别奢望有批判力。

所以,在迄今犹是的一段颇长岁月里,新闻自由运动就是一出“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戏码——在野党和民间团体在抗议,而身为“主角”的记者编辑们却一副“干卿底事”的态度。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例,是2006年初《中国报》因“裸蹲案”而被内政部秋后算帐,民间团体到《中国报》总社外办烛光会声援,但《中国报》一个职员的影子都不见;同时有举棋不定的记者向上级“请示”能否参加,看到上级态度暧昧不明,便打退堂鼓。(至于那种在报社大厅摆双手打叉“莆士”表演抗议,一转身又猛捧首相LP的作为,就甭提了矣。)

虽然前举例子已过经年,但保守派渗透后方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大学教职的门槛拉低,意味着向当权者阿谀奉承、为权力机关服务但不学无术的伪知识份子更容易混进象牙塔里执行“调教任务”。当大选时承包执政党新闻文宣专案、写评论专栏写得俨然在为部长写文告、为执政党搞烂透伪新闻网站的一众帮闲钻懒者,竟已纷纷乔装打扮成“学术人员”在传播院系讲授“新闻学”时,后方的阵地战,我们暂输一回合!  ‖   原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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