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8【燧火评论】媒体改革的知与行
【庄迪澎】在许多比较进步和自由的国家，媒体改革运动已非新课题或新现象；但是，在马来西亚，「媒体改革运动」是否存在，恐怕是人言人殊，这就看论者如何定义它。我认为，马来西亚并不乏有志推动媒体改革，且身体力行的同道，只是各方零星的实践尚未能汇聚成明显可见的「运动」。
而且，由于恶法打压媒体可说是马来西亚最迫切的「媒体问题」，所以关注媒体议题的公民团体和知识份子，多年来的心力和时间主要都耗在抵抗国家机关的入侵和倡导维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念。当然，新闻自由运动和媒体改革运动未必就是壁垒分明，毕竟马来西亚媒体之沉痾，恶法严管和所有权控制是主要病源；然而，相比之下，媒体管制的效应立竿见影，媒体改革反而成了先化解「外患」之后再说的事了。
媒体改革方向
依马来西亚的媒体环境而言，媒体改革至少有两个方向：
一、媒体制度的改革。媒体制度的改革可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是指整个国家有怎样的一套媒体政策打造健康的媒体业和理想的媒体环境，微观是指在这个媒体环境里，我们能有哪些经营理念和模式各异的媒体共存。
不过，谈媒体政策极易陷入「两难」（dilemma），因为政策不一定是「好东西」，反而极可能是「坏东西」。在威权政府治下，政策缺席反而可能是好事，因为政策缺席虽然是没有一套理念、系统和资源来建设和经营某种事业，但同时也没有一套完善的系统和资源来规训和打压该事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是好例子，新加坡政府效率高、制度完善，所以新闻自由和独立媒体的发展远不如马来西亚。单以马来西亚来说，设立「媒体评议会」（Media Council）又是另一例；媒体集团财力雄厚却穷数十年不愿搞这个，最后让内政部出面推动（虽然尚未成事），好事变坏事，应该是民间的监督，最终却可能沦为内政部管制媒体的「制度化」手段。
至于替代性的媒体经营理念和模式，同样不易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机制的信仰根深蒂固。对于各种服务，从医疗到公共交通，从公用事业到教育，很多人都习惯了市场导向的思维，看待媒体业也不例外。因此，这些人迷信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成者英雄、败者狗熊，非但不愿讨论替代模式之可能性，反而对诸如此类的倡导冷嘲热讽。此情此景，反映了右派的狂妄，这和学界把实证主义和量化方法「一神化」的狂妄现象何其相似。
二、媒体品质的改良。媒体品质不改良，最后就会穷得只有「快」、「自由」和「好卖」而已。媒体的内容缺乏深度，肇因错综复杂，严刑峻法限缩媒体的发挥空间，以及媒体集团的资源分配以图利大股东和董事为主，都是原因；然而，媒体经营者（包括独立业者）迷信于市场、点击率，也是重要成因。
求「快」当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现象。互联网尚未出现和普及之前，传统媒体不论是报纸或电视新闻节目已有求快的迷思，互联网只是加剧了媒体经营者求快的欲望。求快，美其名是「专业表现」、「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对资讯的渴求」，实则同业竞争和追求点击率的手段。对对网络媒体而言，点击率能换算成（网络广告的）广告收入，等同于盈利能力；虽然操作方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与传统媒体收视率／发行量越高、广告价格和收入越高的原理却是一样。
这似乎无可厚非，但求快往往会变成「不求好」，一方面是作业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是业者为了累积更高的点击率，「包山包海」，相对于挹注大笔资源做深度调查报导，「俯拾即是」的各式各样小新闻是更为廉价的新闻材料－－面书流行，更是提供了垂手可得的免费材料。于是，原生新闻网站除了媒介平台不同、除了偶尔在一些争议性课题上看似比传统媒体稍微大胆之外，它们和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之间的特色差异越来越模糊，在求快和求点击率的快感中迷失方向。
知易行难却是当务之急
媒体改革，在作为亚洲民主典范之一的台湾知易行难，在威权统治的马来西亚亦然。不过，台湾媒体改革面对的问题和掌握的条件，毕竟与我们不同。台湾媒体商品化（尤其是电视新闻节目）以致新闻琐碎化、娱乐化的程度，要比马来西亚媒体严重得多，但台湾社会的知识素养和开放程度远比马来西亚社会高。因此，媒体改革试图力挽狂澜虽非简单任务，却有人数众多的学者和社会行动者提出建言（例如媒体改造学社、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而这些建言相对容易觅得对话、辩论的对象和空间，而他们的实践亦容易得到支持。
所以，虽然吾人对台湾电视新闻节目的评价不好、对台湾报纸有蓝绿壁垒分明的印象，但台湾同时也能有《新头壳》、《苦劳网》、《weReport》，以及过去的《破报》、《立报》、《四方报》等非主流商业媒体；其中，2011年12月创建、号称第一个以「群众募资」（crowdfunding）模式经营的调查报导平台《weReport》 ，总赞助人数已达900人次，创立迄今已资助46个深度或调查报导提案。
在马来西亚，我们似乎都面对「没有人」的窘境，社运来来去去熟悉的脸孔，而且重心不外乎政治（例如选制改革、民主化）、环保、原住民（去东马砂拉越州仿佛蔚为风气）。即便是雄心勃勃要实现政权轮替的在野党联盟，虽在2008年和2013年大选时大胜，比起独立以来任何时候更具备「候任执政党」的姿态和条件，探讨和拟定媒体政策似乎也不在他们的政策研议议程里。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马来西亚社会到底有没有研拟、对话和辩论替代性理念的意愿和能力？谈媒体改革，所谓「没有人」的窘境，不仅社运面对，学界也没幸免。马来西亚的传播学者原本就不多，而且多数又是建制派，而晚近20年大学教育的商业化，私校传播学系虽有增无减，但学有所成的师资稀缺导致学力不足的讲师滥竽充数（参阅2014年5月18日，拙撰〈新闻自由运动的后方战线〉）；再加上，私校传播学系以实务课程为主、教学内容越见肤浅，大学未能成为倡导媒改理念的基地，愿意思考此议题的传播学者更是寥寥可数，而中文圈的情况可能比英文圈更为窘迫。
媒体改革虽曰知易行难，但不是不可为，而且也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媒体改革应与新闻自由运动并行，那么有朝一日马来西亚有较理想的新闻自由状态时，吾人方较有能力防范媒体业从压抑过度到解放时可能浮现的失控行为。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成，而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脚印」；就如在2001年的「报殇」之前，恐怕没多少人把媒体所有权控制当一回事，如今「媒体垄断」已不是罕见语言。 2008年以前，新闻工作者组织岂敢对官爷呛声，如今发表声明非议官威时有可见（虽然当中的权力关系有待讨论）。这是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将能为推动媒体改革加分。我期待的是，有更多学有所成的新生代投身媒体改革的事业。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