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5【燧火评论】超越「技职」的传播学教育
【庄迪澎】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传播学教育起步其实不算太迟，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马大）在1962年成立，七年后（1969年）政府创办第二所国立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理大），理大第二年就在人文学院裡开设传播学课程，而同年创立的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国大）也有开办传播学系。
在非国家教育系统方面，槟城独中韩江中学在1978年开办「新闻专修班」，十年后（1988年）停办，2000年韩江学院成立，以传播学系作为其重点科系。此外，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在吉隆坡先后出现韩新传播学院、中央艺术学院新闻系（已停办）、大马新闻资讯学院（已无招生）。民办的新纪元学院（新院）及南方学院（南院）则在千禧年后赶上传播学教育的列车，前者在2000年开办媒体研究系，后者则于2006年开办传播系。
马来西亚传播学教育沿革
回顾传播学教育在马来西亚的沿革，至少有两个现象值得考察：
一、在早期，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主要是中文报业）的编採部门几乎没有国立大学传播学系的毕业生，「科班」出身的若非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韩新传播学院的毕业生，就是留台毕业生。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中后期始有改变，如今在中文媒体（报业和广电业）已不乏非中文源流的国私立大学的毕业生。
二、马来西亚的传播学教育从一开始就着重所谓的「实用」训练，「大学教育产业」在1990年代中后期快速扩张后，传播学教育更日益变成「技职」训练。
早期国立大学的传播学教育着重「实用」训练，是受后殖民时期发轫自美国的「发展典范」（development paradigm）影响之故，但国立大学毕竟资源丰富，不乏国家保送出国深造的马来知识精英回国任教，师资来源不成问题，而且留洋背景不同，所以在着重「实用」之馀，仍有受欧陆知识系统熏陶的师资传授批判性的传播学知识（理大传播学院是重要范例）。
私立学校的情况稍有不同，韩江、韩新、大马、中央这些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闻与传播院校，偏重「技职」训练的主因是师资不足，几乎完全倚重在职媒体工作者兼职授课，不在乎授课者的学历、学力及讲授学理的能力。后期林立的商业性质私立大学也纷纷开办传播学系，主因是它有「市场」，而偏重「技职」训练，师资问题是其中一个因素（这和待遇有关），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出自招生绩效的考量，因为「技职」训练要比学术训练易读、易考、易毕业，比较容易招生。
这些现象加强了念传播学或新闻学等于当记者、当主播的刻板印象，而且想来有点悲哀的是，即便如今含博硕士资历的讲师已逐渐增加，他们治系和教学的理念、手法和言行往往也在深化这套刻板印象。
传播学教育也许离不开实务训练，但不能囹圄于实务训练，尤其是马来西亚的传播学研究仍待建设和深耕，开办传播学系的视野应该超越实务训练，不止于为媒体业培养「工人」，而是培养媒体业的「知识份子」及传播领域学者，深耕传播学的知识。
过去十四年来，我有幸参与规划两所民办学院的传播学教育——2000年新院媒体研究系、2005年南院传播系，以及2012年南方大学学院的新闻与传播学系。前两者规划文凭（diploma）课程，由于不是完整的学士（bachelor）课程，而且碍于教育部对文凭课程的限制及配合毕业生到外国友校以学分转移、「双联」方式深造的需要，课程规划有点碍手碍脚。
2012年南院获准升格为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可自主开办学士课程，我当时建议南院传播系重组为「传播与文化研究系」，意欲凸显文化研究已成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应引导学生接触和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这两大学术传统，进而期许经过长期的学习，思考和探索两者之间的对话，乃至兼容之可能性。
传播与文化研究课程规划
基于「超越技职」的思路，「传播与文化研究系」学士课程的规划立基于深度、广度与实践三大原则，超越仅止于培养媒体产业劳动力的短浅目标，放眼于培育具有中文识读能力的传播学者，进而期许他们深耕本土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仍有待开拓的中文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学术园林。
一、深度：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知识素养、学理深度，批判分析能力，以及知识分子应有之秉性，因为传播系所毕业生能否成为杰出的传播与媒体从业人员，更重要的因素并非掌握基础操作技能，而是有无思辨能力。思辨能力之有无或强弱，则取决于其在学期间所吸收之知识扎实或空泛、教师是否展现了积极正面之身教，以及学生投入职场后有无砥砺自勉，深化学养。以优秀新闻记者的判准为例，不在于掌握新闻写作方法和撰述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在于其对新闻事件之洞察、理解、诠释与分析能力，以及恪守专业意理之风骨。
而且，基于培养传播学者及深耕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之远景，整体课程规划放眼于培养学生具备知识素养和学理深度，乃意在培养学生具备两种能力：（一）具备衔接研究所（硕博士）深造之学力――培养他们立志以学术研究为理想志业，且毕业时之学力应能从容应付国内外大学相关学门研究所之学力要求。（二）具备分析本土传播、媒体与文化现象之能力，期许毕业生即便他日未选择侧身学术机构，亦有从事媒体监督、批评及推广媒体识读之能力。
二、广度：相对于一般大专院校的传播系所只传授主流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知识，且偏重于实务操作的基本技能，「传播与文化研究系」的学士课程规划保留教授主流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之馀，以引介传播政治经济学及文化研究两大批判性理论与研究取向为重点，作为引导学生思考、检验传播与媒体现象和议题的理论工具。比起偏重（若非只限于）实务训练的传播学课程，此课程规划广度更大、更全面和周延，补足学生学习视野的偏颇与局限。
三、实践：「传播与文化研究系」的学士课程规划，亦重视「实践」精神。所谓「实践」，并非狭义地意指培训学生掌握媒体实务技能，更多的是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谓的「实践」（praxis），强调理论与行动合一的精神，意即在三年的学士学程期间，不仅传授学生批判的、深度和广度的传播学知识，亦意在培训学生的行动力；例如「媒体批判与媒体改革」一科之开设，不仅让学生理解媒体改革之理论与意涵，亦冀望藉由桉例研究，让学生借鉴他山之石，激发他们推动、参与媒体改革之意念。
如此思路有「理想类型」的味道，但是我的期许是，马来西亚的三所民办学院，既然并非以营利为主旨的商业学校，应该走出本身独有的路线。即便用「晓以大利」的市场语言，诚如我（极不愿意地）在2011年发表的〈办学不止于开课教学――新院媒体研究系创系十周年思索〉所言，鲜明的学术定位、教研方向及杰出的师资阵容，是可让自身在同类科系中鹤立鸡群的「产品定位」（positioning）、「独特卖点」（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及「品牌策略」（branding）。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