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迪澎】民主行动党在爪夷文事件中展现糟透的政治公关,恰恰是揭橥了我国从政者的民主素养何其薄弱,所以在野无权时言必民主,在朝掌权后便想要便宜行事,诉诸国家权力/暴力来压制异议和批评者。如果人们以为2018年换了政府就代表马来西亚民主大跃进、体现了成熟民主,则对民主的理解、期待和标准未免太低了!

【庄迪澎】赛莫达成为首要媒体的最大股东,崛起成为希盟治下的媒体大亨,再次印证了马哈迪骑劫烈火莫熄和希盟重掌政权之后,竭尽所能地重建他自1981年至2003年的22年首相任期内的各种布局。、马哈迪如今披上新的外衣回锅当首相,则是把首要媒体(未来可能包括马来前锋报集团)从巫统手中抢夺过来,成为土著团结党这个巫统复制党的囊中物。

【庄迪澎】在媒体恶法威胁犹在的现实底下,执政党从政者和官员们的民主素养和对待媒体的态度如何,就不容忽视了。希盟执政以来不时有希盟从政者发表对媒体不友善的言论……这些例子显示,虽然执政党不同,从政者看待新闻自由和媒体角色的思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有容忍程度稍有不同而已。问题是,容忍程度能经得起权位危机的考验吗?

【庄迪澎】媒体业主版本的这种不均衡权力结构,将可造成媒体评议会难以健全运作。媒体评议会的用意是监督媒体,让公众检举媒体的不当作为,然后经由公开责难等方式来匡正媒体。可是,出版商和业主垄断媒体评议会的决策权,便形成“球员兼裁判”的局面,而且12席等于几乎所有主要的媒体企业都会在里面,届时不利于某些媒体之颜面的申诉和调查报告,会如何决策呢?

【庄迪澎】假使希盟政府迟迟不愿废除上述恶法,或是废旧恶法却立新恶法,届时是否放弃“先废恶法,再设媒体评议会”之原则,照旧设立媒体评议会?若然如此,设立媒体评议会还有实质意义吗?它会沦为希盟管制媒体的工具吗?这是关心新闻自由的朋友,不得不审慎评估的问题!

【庄迪澎】交通部长的新闻秘书竟然可以公开呛通讯与多媒体部属下机关在破坏政府,要有人头落地,既不把部长哥宾星放在眼里,也等于影射哥宾星治理部门不力。如此言行肯定逾越了一个新闻秘书的权限,也不符合组织规范。然而,身为上司的陆兆福竟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纯属个人意见”,毫无承认属下言行不当之意,实在匪夷所思。陆兆福若继续放纵属下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媒体等单位颐指气使,未来恐会自食其果。

【庄迪澎】若说1MDB丑闻缠身的纳吉重新活跃于社交媒体之后,他的言行竟还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进而几近成为“网红”,希盟政府应该忧心忡忡的不是纳吉的社交媒体现象,而是它执政九个月来的作为和不作为,到底在民间埋下了多少怨怼与不满。

【庄迪澎】林吉祥、郭素沁和刘镇东在野时可以抱怨缺乏反击的管道,如今他们已是执政党成员,不缺管道和资源来反击批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他们的回应,足以厘清他们认为无理或毫无根据的指责),他们也没有遭受实质伤害,提出巨额诽谤诉讼应能免则免,毕竟要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和氛围并不容易,要限缩却易如反掌,例如马哈迪在1987年展开茅草行动大逮捕异议份子和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导致公民社会陷入超过10年的低潮,以及造成媒体普遍上存有阴影,严重的自我审查。

【庄迪澎】马来西亚媒体非得唱和政府的政策和外交手段吗?当然不是。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利民、外交手段也未必符合国家利益。……如果希盟政府(尤其是民主行动党)仍然坚持他们在野时所坚持的民主和新闻自由,他们应该对媒体是否非得支持国家政策抱持更开放的态度,而不是让麾下大小官员动辄告诫媒体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更何况政府认定的“国家利益”并非不容置喙的。

【庄迪澎】新闻秘书一职虽说比九品芝麻官还芝麻(其实说不上是官),可是因是权贵身边人,从前平起平坐的媒体同行和可能曾受过一点气的前上司竞相讨好, 顿时感到吐气扬眉,这是权力的春药所带来的快感。

【庄迪澎】短期内,若说会有其他报社仿效《马来邮报》放弃纸本、专攻互联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一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跌至惨不忍睹的水平,而且广告收入微乎其微,继续出版只会继续亏钱,无以为继;这些报社率先仿效《马来邮报》的话,大报社会乐见其成,因为又少了一家报社瓜分广告开支。二是《马来邮报》找到一套有利可图的获利模式,做得风生水起,诱使其他同业竞相跟进(虽然也有可能东施效颦,成效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