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中华”的新媒介与现代性：新加坡中文报与社会发展（1881-1911）
（2013年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黄国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加坡，因为自身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机遇等因素，在亚洲与世界经济中持续扮演着多样且多边的功能，特别是在其刚开始发展时，恰好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冲撞亚洲区域的时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让新加坡成为这些力量交汇的所在，使得民间社会迸发出独特与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涵。
十九世纪中期新加坡的“现代化”开始萌芽，且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在这个港市寓居与移动，其市场潜力为商业嗅觉敏锐的西方人察觉，把各种新技术与新产品带到新加坡，并以此为其中一个基地，向逐渐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亚洲区域进军与扩散影响力，使得原本存在此区域很长时间的朝贡体系逐渐被取代，也转化出交溷的社会与文化特质，让西方现代性展现出在此地的效果。新加坡的现代性效果是在各种力量相互抗衡、协商与接合下展现，也形成殖民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交溷、协商与辩证，创造出此地的特点，甚至连动影响亚洲部分地区，譬如华人跨域参与中国本土革命与国家建构，展现複杂的远距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报纸这项新媒介所形成的场域，各种力量在此相互竞争与抗衡，其塑造的媒体环境让许多华人能以逃脱它的影响。
在新加坡的殖民现代性中，展现了殖民主义、远距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连，文化机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新媒介所建构的环境，让这些元素逐渐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与传统、自身需求等产生交溷与协商。然而，在整体结构过度强调理性化的情况下，对文化现代性造成压抑，未从制度上提供更多资源发展个体在主体性上的建构，特别在自我反身性部分，使得对殖民体制的批判与反思难以开展，这些局限都抑制了个体的能动性，影响了其后本土现代性的发展。 ‖‖ 下载PDF档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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