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媒体识读”抗衡媒体垄断

原载《独立新闻在线》(2006.10.26)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独立新闻在线》社论】砂拉越木材大亨张晓卿上周二终于“浮上台面”,成为国内两大报业集团──星洲媒体集团及南洋报业控股──的“共主”,几近全面垄断我国中文报业。张晓卿自1988年收购停刊中的《星洲日报》,开始涉足报业以来,迄今仅仅18年不但成为我国中文报业一方霸主,甚至早已将媒体版图扩展到柬埔寨、香港、美国、加拿大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称霸媒体业之气魄一时无两。

熟悉我国中文报业演变的人都知道,《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是数十年宿敌,彼此竞争甚至恶斗之激烈,不在话下。《星洲日报》虽然在1987年因政府展开“茅草行动”(大逮捕行动)而停刊,但在1988年复刊后却势如破竹,一度和《南洋商报》赤膊相斗,两家报社甚至借文坛熟知的“甄供事件”过招,公开展开文字骂战。这段恶斗旧事,文坛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

然而,世事如棋局局新,今时今日的南洋报业控股已成为张晓卿的囊中物。成为我国中文报业“共主”的张晓卿,控制了我国至少27种印刷媒体。星洲媒体集团旗下有两份日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及三份学生读物《学海》、《星星》及《小星星》;南洋报业控股除了出版广为人知的《南洋商报》及《中国报》,还控制了生活出版社及都会佳人(马)私人有限公司;生活出版社最广为人知的出版物是《新生活报》及旗下19种各类主题杂志,而都会佳人(马)私人有限公司则出版《都会佳人》及《妈妈宝宝》这两份畅销杂志。

开创规模经济不利同业生存

半岛中文日报读者群有290万人,张晓卿控制了四家中文日报读者合计251万1千人,占有率高达86.59%!易言之,今后这些读者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的认知角度,将由同一个资本家所控制,加剧舆论和新闻视角的同质化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尤其重要的是,张晓卿垄断同时控制两家主要中文报业集团、四份主要中文日报,近在眉捷的跨公司资源整合势将为它们开创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盈利则响应提高。值此,一方面张晓卿控制的报业集团将更有能力投入大笔资金与国内(半岛及砂沙二州)中文报同业展开“割喉战”,威胁财力人力相对薄弱的其他中文报社的生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高中文报业的市场进入门槛(market-entry barrier),即使他日中文读者群对张晓卿旗下媒体的一言堂现象忍无可忍,要催生新的中文报章与之抗衡,其难度恐怕已不能与《东方日报》在2003年创刊时的刻难同日而语。

像张晓卿那样控制了半岛三分之二中文日报的现象,若换着是在相对进步的社会,必当引起社会大众、知识份子和传播学者大力反弹。但是,过去一星期来,这件原应是中文报业的重大变化,却没有预料中平地一声雷那般震撼;除了仍然坚守2001年反收购运动的精神的评论人零星的声音之外,华人社会却噤若寒蝉,仿如雁过无痕似的。

华人社会的相对平静,一方面说明了张晓卿背后的谋臣们天机算尽,“战略”成功,令张晓卿避开了五年前群情激昂的反收购运动对其声望造成的伤害,以按时逐步增持南洋报业股份的手段,让人们“习惯了”张晓卿入主南洋报业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后,再浮上台面。自张晓卿在今年三月经由Ma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崛起成为南洋报业第二大股东之后,许多人早已认定,张晓卿“吃下”南洋报业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如此一来,震撼不再乃预料中事。

“封杀”的企业作风早已风闻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张晓卿一统中文报业后,旗下报章对个人与单位的“赏罚权”大大提高,以致那些善于审时度势的华团领导人慑于张晓卿的媒体势力,选择沉默。多年来星洲媒体集团“封杀”异议者及批评者的企业作风,早已风闻文教界和华团圈子;即使撇开那群在2001年推动反收购运动的评论人不说,更早以前的文教圈人士如甄供和李业霖都成了华团领导人的“活教材”。

尽管张晓卿垄断中文媒体业的态势锐不可当,但是新闻自由的抗争从来都不是一条有终点旅途,即使是在美国这等自由大国的公民,也是不断地和媒体垄断抗衡。南洋报业之后,张晓卿仍会继续扩展其媒体版图;媒体大鳄虽有永远填不饱的胃口,我们也要有跑马拉松接力赛的决心,调整步伐,从事后方建设,才能抗衡一言堂媒体集团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在马来西亚,媒体教育尚称不上普及,以公众为本位的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教育更是阙如,以致普罗大众乃至受过大专教育的媒体阅听人,对媒体本质、属性与运作的认识,尚处幼稚甚至无知的阶段,轻信大亨及政党收购报社乃纯粹的商业交易,更被虚构的文化论述所蒙骗,以为以优秀的中华文化垄断报业便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民族大业。

推动媒体识读责无旁贷

因此,为了抗衡媒体以似是而非的论述与迷思蛊惑社会,推动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成了当务之急。所谓“媒体识读”,乃一种“优质公民”教育,目的是要造就民主社会中,对无所不在的媒体讯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公民;以传播学术语来说,堪称培养“积极阅听人”(active audience)。藉着“媒体识读”教育,培养媒体阅听人两种能力:一是“释放”(liberating),让阅听人心智上有能力穿透媒体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左右;二是赋权(empowerment),让阅听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

国际上许多进步社会如英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早已积极推广媒体识读运动,甚至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在马来西亚,虽然国立大学和私立大专院校不乏传播课程,但毕竟只局限于就读这些专业科系的学生,而且大专教育也已高度商品化,许多大专院校的传播学教程也充斥着为大企业背书的内容。推广“批判的”媒体识读运动的重任,对有志于反垄断和反政治干预的知识份子与社会团体而言,就真是责无旁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