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以英文撰写，经于2005年1月29日在曼谷举行的《2004年亚洲新闻论坛：亚洲的媒体伦理与多元主义》发表，并刊于同年出版之Journalism Asia 2005。本文中文版为作者摘译版。）
2005【Journalism Asia 2005，pp. 19-24】中文媒体引狼入室 多元舆论空间萎缩
【庄迪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与舆论多元性遭遇威胁，主要归因于严厉的媒体法规，以及执政党党营企业或权力精英的朋党资本家牢牢控制媒体所有权。这类看法经常用来剖析马来西亚文及英文媒体业，尤其是报业及电视业。中文媒体业的情况其实相去不远，但是却较为人所忽略。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社会，现有人口2558万1000人，马来人是主要族群，有1570万（65.7%）、华人有607万（25.4%），而印度人则有180万（7.6%），其余则是少数族群。
1990年代以前，以家族企业规模经营的中文报业在有限的市场潜能及激烈的竞争中挣扎求存。1980年代中旬开始，无法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报社接二连三停刊。但是1990年以降，马来西亚政治气候的转变、经济飞黄腾达，中文媒体业开始成为具有莫大市场潜能、有利可图的工业。目前两个最大的中文报业集团（星洲报业集团及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都已经是上市企业，前者在2004年11月上市，后者则早在1989年已上市。以2003年杪的发行统计为准，星洲报业集团旗下《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每日发行量合计达47万份，而南洋报业控股旗下《南洋商报》及《中国报》每日发行量则有35万8000份。
中文媒体的“相对自由”
在马来西亚，中文媒体较英文及马来西亚文媒体享有“相对自由”；所谓“相对自由”，意指能够报道一些英文媒体及马来西亚文媒体不能报道的政治议题。此外，评论版也是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的重要版页，成为评论作者针砭国是的舞台，尽管他们的论见受制于媒体把关人的尺度。
就促进舆论多元性的意义而言，“相对自由”固然是中文媒体业的一项优势，但就政治意义而言，中文媒体业之享有“相对自由”，实乃它无力影响马来人政治精英政途浮沉，更谈不上挑战统治集团国阵及其主干政党巫统之政权的结果。因此，巫统的政治精英不会也不必过于在意中文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尽管如此，1998年以后发生在政治圈及中文媒体业的演变，业已造成中文报业享有的“相对自由“日益萎缩。
首先是前副首相及巫统第二号人物安华（Anwar Ibrahim）在1998年九月遭当时的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革职，并被开除党籍，引发了席卷全国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运动。安华下野造成巫统的马来人支持者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方继续支持巫统及马哈迪，另一方则追随安华，投向在野党阵营。原来无足轻重的华人选民此时却可发挥关键性作用，足以在选举中决定谁是成王败寇。1999年全国大选，国阵得票率下跌，席次减少，印证了华人选票的重要性，因此，国阵必须采行必要步骤维持华人社会对执政党的支持。
与此同时，中文报章当时刊载“烈火莫熄”的报道、图片及评论，国阵要巩固华人的支持力量，就得竭尽所能遏制“烈火莫熄”的影响力在华人社会继续扩大，加强监督较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章就成了当务之急。
第二得归因于国阵第二大成员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现任总会长黄家定的崛起，以及他和星洲报业集团的密切关系。
中文媒体面对较严密的监控，可追溯至黄家定进入内政部（现已改组为国内安全部）就职开始――黄家定在1991年受委为内政部政务次长，1995年擢升为内政部副部长，直到1999年为止。内政部负责发放报章出版准证及监管其内容。
国会在野党领袖林吉祥曾形容黄家定任职内政部是中文报业的梦魇。黄家定有中文教育背景、阅读中文报章，比起不谙中文的华人部长或马来人部长，更能有效地监督及控制中文报章的内容。当中文报章刊登不利他或马华公会的内容时，他能在第一时间反应。
黄家定在1999年擢升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以及在2003年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之后，他对中文报章的编辑们而言，更有权威和影响力了；中文报业和他的互动更为密切，在处理可能被视为不利马华公会及黄家定的议题时，更加步步为营。
马华公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林祥才在2003年受委新闻部副部长后，马华公会对中文媒体的介入更为深刻。新闻部掌管国营电视台及电台（RTM），林祥才上任后，推动一连串节目革新，藉以宣示本身掌握中文节目的监管大权，还推动设立一个跨媒体的中文规范理事会，主导中文媒体的语文规范化工作。
第三件事则与2001年马华公会收购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报业出版集团――南洋报业控股，以及2002年《东方日报》创刊有关。
南洋报业控股控制大约十七种报章杂志，包括销量排名第二及第三的《中国报》及《南洋商报》。南洋报业控股收购案是一项政治行动，而非单纯的商业交易。当时的首相马哈迪曾在巫统年会上高调批评创刊已有80年的《南洋商报》反政府，并将国阵在2000年北部一个州议席补选（鲁乃补选）败北归咎于《南洋商报》。
马华公会的收购行动引起华人社会反弹，并遭遇一连串反收购运动。主要报章的专栏作者及评论作者自发性号召“罢写运动”，拒绝为牵涉在收购案中的四家报社――《南洋商报》、《中国报》、《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写稿。号召“罢写运动”的作者们后来成立了“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罢写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反对收购案，同时也抗议销量最大的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反常地不报道反收购运动的动态及文告。当时市场盛传《星洲日报》业主张晓卿参与收购案，张晓卿先是保持沉默，后来通过《星洲日报》否认。言犹在耳，张晓卿的两家公司却出现在南洋报业控股2002年的年报里，成为第12及第13大股东，2003年及2004年则是第十及第14大股东。
政治势力与中文媒体
南洋报业控股收购案一如所料成交了。南洋报业控股“沦陷”后，一家新的中文报章《东方日报》在2002年9月趁势出版。但是这份新报纸仅有一天的寿命，创刊当天即被内政部查禁，第二天就没有出版了。一直到2003年1月，《东方日报》才重新出版。
《东方日报》创刊后，星洲报业集团及南洋报业控股联手阻挠《东方日报》使用中文报业的传统发行网络，导致读者无法买到《东方日报》。面对报业大哥的围堵，《东方日报》除了在发行工作上力求突围，也发动一系列宣传，在报上持续揭露竞争对手所作的破坏手段（包括威胁报贩不能售卖《东方日报》），以及刊登批评张晓卿试图垄断中文报业的动机与手段。
《星洲日报》曾在1987年的政治镇压行动中遭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复刊后的《星洲日报》善用它的“遭遇”，祭出“正义至上”的企业口号，成功建立了口碑极好的企业形象。但是经南洋报业控股收购案及《东方日报》事件后，星洲报业集团顿时成为众斥之的。
因此，星洲报业集团奋力反击民间对它的批评，并不令人意外；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家媒体集团引入政治势力以铲除舆论市场上对它的批评。在反收购及压制新报纸的议题上，马华公会和星洲报业集团存有共同利益，因为《东方日报》肯定会瓜分中文报业的有限市场，而自1990年代后期销量便一蹶不振的《南洋商报》将首当其冲。
星洲报业集团和马华公会及黄家定越走越近，早在2000年马华公会党争时已有迹可循。张晓卿入股南洋报业控股及黄家定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之后，双反的密切关系更为显著。
《东方日报》意外地造成中文媒体的新闻及言论空间进一步萎缩，而且掌管印刷媒体生杀大权的内政部也插手报社的商业纠葛，成为刁难《东方日报》及打击推动“罢写运动”的评论作者的马前卒。
内政部曾列出一份“黑名单”，指定《东方日报》不能聘用至少八名在收购案后被裁撤的南洋报业控股高级职员及专栏作者，部分曾参与“罢写运动”的作者也被禁止受邀成为专栏作者。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作者大多数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的核心成员，而且是批评星洲报业集团及马华公会最力者。其他评论作者较后也因论见冒犯报业权贵及政治权贵而被封杀。
黑名单作业
笔者本身就亲身经历上述事故，成为“黑名单”文化的典型受害人。
《东方日报》在2003年一月复刊时，笔者受邀撰写评论专栏。不过，笔者发表了第五篇文章之后，专栏突然被查禁。这五篇文章完全没有触及所谓“敏感课题”，也没有批评权力精英，仅是批评两大报业集团围堵《东方日报》的发行网络的手段。第五篇文章见报后，《东方日报》 便受到内政部的“压力”，停止笔者的专栏。
一年后，《东方日报》再次邀请笔者撰写新专栏，以便“试探水温”――意即专栏见报后，如果内政部没有反应，笔者就继续写下去，万一内政部施压，则专栏将停掉。
笔者在新专栏发表两篇媒体评论专文后，内政部并无反应。就在第二篇专文见报一个星期之后（第三篇尚未递交给编辑），国营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播出了专题报道《中文报业与其文化角色》的上集。笔者是仅有的受访嘉宾，并在节目中评论中文报社藉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来打造各自的文化企业形象。笔者虽无提及任何报社，但节目旁白却提出包括《星洲日报》在内几家报社主办的活动为例。
据电视台传出的消息，在节目播出后大约30分钟，华语新闻主管就接到副新闻部长林祥才的电话，而原定第二天播出的下集就被腰斩了，制作这个专题的编辑也被“冷藏”。
“巧合”的是，《东方日报》言论编辑在第二天通知笔者，他们又接到内政部的“指示”，不得不再次取消笔者的专栏。这个专栏成了笔者写作生涯中最短命的专栏――只登了两篇文章便收档了！
另一个“巧合”是，两天后《星洲日报》发表一篇由主管言论的副总编辑（郑丁贤）撰写的评论，指责第二电视的华语新闻公器私用，以逐私利。
笔者的经历并非孤立个案。《东方日报》与星洲报业集团的纠葛“不共戴天”，前者不时刊登系列专题报道揭露后者试图垄断中文报业的野心与手段；然而，在内政部压力底下，竟也不得不把声调调低。其他评论作者评论媒体垄断议题的文章也被退稿。
由于媒体业者借助政治势力使自己免于舆论批评，关于媒体垄断、张晓卿建立媒体王国的野心，以及政党控制媒体所有权的评论与报道已被“消音”，而另一边厢，《星洲日报》却在显著的第三版推出名为《沟通平台》的新栏目，刊登所谓“读者来函”及编采部人员的回应。《沟通平台》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反击批评者，更重要的是对星洲报业集团及张晓卿歌功颂德一番，尤其是合理化张晓卿垄断媒体业的野心。撰写读者来函的所谓“读者”，是否全都真有其人，一直招惹疑窦。
结语
马来西亚媒体业有许多“禁区”，这些“禁区”虽非“合法”划定，但主流媒体却都战战兢兢地避免误踏雷池。主流媒体向来不敢批评掌管重要部门的政治人物，例如专断独裁的前首相马哈迪在位时，一旦评论作者批评马哈迪，则“马哈迪”会被删除，并以诸如“一位亚洲领袖”这类字眼取代，甚至整篇文章会被弃之不用。马哈迪退位，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之后，类似情况并无改变。
主流媒体也无法报道对争议性政策不利的言论，尤其是攸关华人母语教育权利的政策。一旦内政部官员认为媒体刊登“太多”批评政策及执政党的内容，便会给报社主管打电话。 如今，“禁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马华公会最高领导层不利的言论和新闻，以及对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争论，几近难以看到，甚至仅仅无关族群冲突及国家安全的媒体垄断议题，也成为“不能写”、“不能谈”的禁忌。
另一让人担忧的现象，由于中文报业有赞助或举办华人文化活动的传统，华人普遍上将中文报业视为“文化机构”，更甚于营利的商业机构，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文化事业情结”。“文化事业情结”使然，华人对中文媒体经营者向政治压力屈膝的态度，以及日益走向垄断经营的趋势，待之以宽。只要中文媒体仍由华人拥有，而且“表现”出捍卫华人权益的样子，华人社会其实不会太在意中文媒体会不会被像张晓卿那样的大亨垄断。这正是新闻自由运动在华人社会热不起来的重要成因之一。
下载英文原文：Letting in the Wolf: Lurking Challenge to Pluralism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Malay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