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05【燧火评论】雅斯敏•阿末：族群和解的代言者
【关志华】再过几个星期就是雅斯敏•阿末（Yasmin Ahmad）辞世六周年。她留下来的五部剧情片、一部电视电影以及无数节庆广告短片，影响了马来西亚人对族群关系和文化碰撞的看法。这些跨族群关系的刻画，也是「后烈火莫熄」和「后308」年代马来西亚社会渴望的理想情境。
我曾在外国研讨会被问为何讨论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时，未加入或重视雅斯敏的电影，可见其作品学术价值非凡，也证明除此之外，能进入国际学术视域的本土电影还是寥寥可数。
各种「越界」呈现，使得雅斯敏的电影在国政治氛围和影视文化中备受瞩目。例如马来女孩诵经后打开贴满金城武海报和杂志封面的衣橱、马来裔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英语对话、靠字幕来看港剧同时又可以随着泰国歌曲翩翩起舞的马来家庭、不介意摸狗以及关怀性工作者的伊斯兰宗教师，甚至异族年轻男女也可以跨越族群和宗教樊篱谈恋爱。这些文化混杂和越界的尝试，捣乱了当今族群政治操弄者的族群鲜明分化，导致她被保守马来民族主义者烙印上「污染文化」的罪名。
混杂文化的日常生活实践
电影中的跨族群恋爱，主要表现出年轻人并没有太多族群包袱，可以不理会族群背景而被心仪的异性吸引。这与雅斯敏曾编导的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广告短片Race（2007）和Tan Hong Ming In Love（2007）的涵义如出一辙。 然而，无论《我爱单眼皮》（Sepet，2004）的胡姬花（Orked）和华裔男孩阿龙、或《恋恋茉莉香》（Talentime，2009）里茉莉花（Melur）和聋哑印度裔男孩Mahesh，都没有让我有太多的感动。导演对跨族群爱情的刻画有点刻意，这些异族男女的「来电」，也显得稍微突兀，这些简化铺陈最后变成了纯粹「为跨族群而跨族群恋爱」。反之，她对主人公们家庭日常生活的刻画却妙趣横生，说明文化混杂早已在马来西亚日常生活中实践。
雅斯敏曾说过她不懂政治，其电影主要是探讨爱，而不是讲述政治。但在族群政治泛滥的马来西亚，她的作品却是百分百的「政治」。《花开总有时》（Gubra，2006）里Alan（《我爱单眼皮》阿龙的哥哥）所说「待在马来西亚并不容易，就像爱着一个不爱你的人」，基本上道出了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心声。
身为对族群待遇不平等呛声的马来穆斯林，雅斯敏颇受华裔观众欢迎。当这些异议出自一位土著、穆斯林时，肯定比华裔和印度裔或非穆斯林发声，有着较低的争议性和敏感性。也许雅斯敏从不以土著自我定位，但在政治现实下，我们无法无视其土著身份，让她在批判族群政治时得以占据较优势位置。
她的电影都背负着宗教和谐与族群和解的使命。《花开总有时》接近结尾的一幕出现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等主人公们一系列不同的祈祷画面，再附上伊斯兰苏菲诗人、学者Jalāl ad-Dīn Muhammad Rūmī的名句：「灯也许不同，但所散发的光是一样的」（The lamps may be different, but the light is the same），试图提醒各种宗教的大同世界价值。她秉持着一种中庸的宗教观，向非穆斯林展现伊斯兰去除族群政治的正善面向。
这种宗教观在《皈依》（Muallaf，2008）被进一步拓展。其基调集中在宗教的探讨，从可兰经教义到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名句都派上用场，再次展现宗教异曲同义的真谛。本片表述了「人们对他╱她们不理解的东西会感到害怕」（people afraid of things that they don’t understand）的情况，因而提出理解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也因为引用许多宗教的教义而变得有点抽象，未必能促进非穆斯林观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昏迷者：拒绝理解异己的隐喻
可贵的是，《皈依》提出了宗教诠释的问：不同人或有不同诠释，惟前提是必须阅读经文。电影较有寓意的一幕是女主角Rohani为一位昏迷的华裔病人诵读可兰经经文，认为对方喜欢聆听，但男主角Brian却质疑昏迷者不可能领悟。难道电影欲暗示，便是那位昏迷的华裔就是自我封闭、不愿去理解异族的群体？我好奇的是，假设这两个角色（诵读者和昏迷者）互换，甚至不是念可兰经，又会何种种情况？这部电影将受到什么待遇？
依循雅斯敏一贯的跨族群恋爱方程式，华裔男主人公Brian逐渐被Rohani吸引，也开始阅读可兰经，甚至想学习阿拉伯语文，以便更容易进入Rohani的思想世界。这不啻为雅斯敏充满理想的跨族群境界，我却认为华裔和非穆斯林并不一定要读懂可兰经，各族群之间才能够和谐共处。由于她的和解使命包袱太重，本片流于说教。Rohani也仿佛变成雅斯敏的代言人，成为固执封闭的非穆斯林（由Brian所象征）的启蒙者，教导他╱她们宗教的真善和人类互爱的美好价值。
雅斯敏的跨族群使命，继续在《恋恋茉莉香》散发光芒。族群相处和文化间的碰触，在一间学校的表演比赛徐徐开展。然而，我却看见某些非马来裔和非穆斯林僵固不变的图像。例如华裔学生Ka Hoe穿着红衣裳拉二胡的表演，俨然是典型的固守中华文化形象。他有个威权、怕输的父亲，极度注重学业成绩，对马来同学比他还高分愤愤不平，认为是马来裔「受保护」的结果。印裔聋哑男孩Mahesh也有个封闭顽固的母亲，阻止弟弟和儿子与穆斯林交往。
开明穆斯林视角的局限
反而片中思想最开放、容纳度较高的却是马来裔。马来学生Hafiz唱着自创的英文歌曲，主动跟华裔同学Ka Hoe示好。Melur也因混杂、西化的家庭背景（有个华裔穆斯林佣人和来自英国的祖母），并未反对女儿与异族交往，但某程度上却延续了《皈依》的族群关系刻画，再度把非马来裔和非穆斯林呈现为较固执封闭的群体。换言之，当雅斯敏试图修正非马来裔对马来裔、伊斯兰教的误解与偏见时，对非马来裔的刻画却显得有些刻板。我只能说，如此局限，皆因她往往只能用开明马来裔或开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待本国族群政治和族群关系。
当然，要求一位创作者从全面的角度思考族群政治问题，惟恐强人所难。雅斯敏离去后，我们需要更多开明土著和穆斯林，去支撑马来西亚的政治改革。只有少数独立电影尝试从少数族群的角度来探讨族群关系，如刘成达的《口袋里的花》（Flower in the Pocket，2007）、Deepak Kumaran Menon的Chemman Chaalai（2005），以及黄明志的电影等。晚近冒起的华语商业电影因商业考量，大多数躲进政治安全的城堡，因此，未来讨论族群关系和推动社会政治改革时，我们亟需更多不同角度的声音。 ‖ 原文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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