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03【东方日报•名家，A30版】中文报社主管的更年期焦虑――新闻自由论衡（八）
【庄迪澎】历年来，世华媒体集团的旗舰报纸《星洲日报》回应外界批评的手法不外乎：报纸上署名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断章取义；用假名的回应，则歪曲批评者原意，且附加人身攻击。另外一些人则在各种互联网平台匿名搞抹黑与诬蔑，再不然就是报社主管在个人脸书自哎自怨，或是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自命清高地逃避文责。
这是逃避对话并且反智的心态，说它是报社主管长期掌握媒体权力而衍生的傲慢，以及垄断集团的嚣张，不无道理。然而，权力的傲慢也许只是一种现象，从更大的社会脉络思考，对话缺席所揭橥的是更为严重的报业危机――能力阙如。
能力阙如危机，在1990年代中期迄今十多年里快速的社会变迁作为背景衬托之下，格外显著。至少有三个社会变迁现象与中文报业今日的窘境息息相关：大学教育相对普及、互联网盛行，以及1998年至2008年的政治变动。
在1990年代中期，中文报社采访部里有大学学历的记者很少，以《星洲日报》为例，1995-1997年包括我在内的四位理大校友进入采访部当记者之前，采访部仅有大约两三名较早期大学毕业的年长记者。约莫此时开始，大学学历的记者人数才逐步增加，时至今日，新进记者多数都有学士学位。
这个变化是由于大学教育相对普及，求职者以大学毕业生居多，录取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因而相应提高，更甚于报社主动求变的结果。无论报社被动或主动，也不论记者流动性如何，绝大多数记者有学士学位的情况，已成既定事实。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有大学学历的记者的知识面确有可能比高中或专科毕业的主管更广和深。
时代变迁的挑战
然而，掌握决策权的编采部主管却仍是十多年前的同一批人，不同的只是报社创造和更换了新职称。因此，大学学历记者涌入报社，对这些编采部主管产生的冲击不小，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学历的高低；学历只是表征，关键是大学教育相对普及促成社会整体知识的相对丰富与多元。
以新闻学及传播学为例，早期多偏重美国经验学派和实用主义的学术传统，且人们对此学术专业的刻板印象就是新闻编采实务训练；但是1980年代末以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国家变天，乃至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署和平协定，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学术文献不再是禁忌之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训练不再只限于美国那一套保守传统，人们对媒体事业的想象和期许，与上一代人的差距开始扩大。
然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报社对记者只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技能的要求，不期待他们有各别学术专业的底子，以致时至1990年代中期，不少编采部主管仍抱持“何必支付较高薪金聘请大学生来做高中生也能胜任的工作”之心态。相同的观念使然，有些主管甚至偏爱聘用中文系毕业生，以为中文系毕业生必然文笔流利，胜任有余。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互联网盛行起来，浩瀚学海尽在弹指之间，这种新局面给报社主管构成的挑战，是赫然发现部属的知识、见地，甚至写作能力，都可能比他们优秀。但是，在报社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底下，这个内部挑战所造成的焦虑较轻，也较易化解，因为诺诺者即使不认同主管的思维、决策和作为，会避免挑战主管的权威，而谔谔者则不会久留报社。
报社主管较难化解的挑战，是赫然发现往昔享有的意见领袖的地位已成了昨日黄花。在社会整体教育程度较低、媒体外行人缺乏表述能力、文教工作者缺乏甚至没有舞台、阅听人除了报纸没有其他讯息来源的年代，编辑和记者凭着他们的写作能力、占有园地、比一般人掌握更多文化资源（例如外国书报刊），且有机会接触权贵和第一手消息的工作性质，要比教师等其他文教同侪享有稍高的地位，享受着身为意见领袖的虚荣感。
报业地位今非昔比
前述社会变迁却使得这种虚荣感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挫折感与焦虑。这种挫折感与焦虑，源自于比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源、知识更丰富、表述能力更强、见地更掷地有声、社会地位更高的“读者”，如今比比皆是；虽然仍会有一些各方面能力不及他们的死忠粉丝追随，但意见领袖的权威地位早已大不如前。
而且，这些“读者”不是他们的部属，不看他们的脸色。从前，他们只要把批评报纸的读者来函束之高阁，便能维持报道或评论的权威性不受公开挑战，如今却不能如法炮制。对报纸所犯谬误或过失的批评，无论是严谨论述、创意恶搞，或是冷嘲热讽，皆可在各式各样的互联网平台出现。此情此景，彷如原来让人恭敬膜拜的神，刹那间掉落凡间，不但失去了香火供奉，还要忍受凡人指指点点。
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里，先有“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后有第12届大选在野党的历史性胜利；它们即使不是改变新生代的政治态度，也是激励了他们勇敢和坚定地表达追求民主、自由与开放，以及反对威权和媒体献媚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各地崛起，成为国家机关与政党之外新的政治行动者，我国也不例外。
此时，历史偏偏开了报业的玩笑：在报业所有权日益集中乃至垄断、报纸愈发向执政集团靠拢和向权贵阿谀逢迎之际，竟然与前述政治变迁不期而遇；报业对政治主人所表现的奴性，终究难逃责难。将2001年的反收购运动期间，杯葛报纸的号召因投鼠忌器而喊不出来的情况，与今时今日读者以社交媒体迅速串联批评媒体过失甚至号召杯葛的情况，两相对比，即可看出报业相对崇高的处境已今非昔比。
至此，许多报社主管俨然经历着更年期的焦虑，但这并非不能摆脱的宿命；报业确实有不少深知自己价值何在而挥发出从容自信之气质的资深媒体人。以宿命心态面对社会变迁造成的焦虑，难免萌生自卑与绝望之情，故而对批评者极尽围剿与封杀之能事，以掩饰内心的惶恐，与没落的政权仰赖强权武力打压异见分子的心态如出一辙。今年七月间世华媒体集团各报围剿邓章钦，恰恰让人看到某种集体自卑感的展示。 ‖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