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衣的裙底春光

【光华日报·识读媒体专栏】文化外衣的裙底春光

2006.12.11

【庄迪澎】不晓得是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阅听人太过品性纯良,还是我们的通识教育太过落后,我们总是很轻易相信中文媒体的甜言蜜语,既不愿相信媒体具有他们所认为“肮脏”的政治的本质,也看不到作为商业实体的媒体也有显而易闻的铜臭味。这种现象,犹如一个天真无邪的村姑,让来自城市的油嘴滑舌的姑爷仔哄得心如鹿撞,即使周遭的人看穿了姑爷仔骨子里的坏心眼,村姑仍是一厢情愿以为自己是姑爷仔真心相待的那一个。

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俗不可耐的,否定媒体潜在的肮脏和铜臭,剩下的就只有纯净的、圣洁的文化属性了。我们常一厢情愿的将文化与肮脏的政治及庸俗的商业切割,提起文化,总是将它和某种使命、义务串联,凡属文化者,必然和政治及商业遥遥相对。若视政治和商业谋求的是小我私利,则文化谋求的就是社群或民族的大我公益;因此,很多人几乎是由衷的相信:办报是一种文化事业,是一份良心工作。

将办报标榜为文化事业及良心工作,很容易联想到知识份子一度在中文报业里占据重要位置。在教育机会尚不普及的年代,有能力办报的商界翘楚或精于经商之道,却未必是学富五车之人,甚至可能是文盲或半文盲,并无执笔议政能力,知识份子遂成了主持笔政的主力。

追溯中文报业历史,不难发现早期的中文报章常是肩负着某种使命和义务诞生,现存全球最古老中文报章《光华日报》乃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创办《光华日报》,以其作为宣扬革命理念的喉舌。因此,由知识份子主持笔政似乎是必然现象。

知识份子主持笔政的现象,能否以“文人办报”称之,胥视如何定义“文人办报”一词;不过即使以相对宽松的标准定义而承认那是“文人办报”传统,则所谓“文人办报”的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式现象。随着教育机会普及、教育品质日趋庸俗,主宰报政及笔政者,学历相对提高,却多为追求业绩成就的技术官僚,更甚于过去那种“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知识份子。事实上,当陈嘉庚及胡文虎在1920年代先后创办《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时,减低商业广告成本已是他们办报的重要成因。

1990年代以降,拜国家经济转型与工商业发达所赐,媒体业也经历巨大转型,中文报业更是从1980年代那种寒酸亏本的家族企业转型为盈利百万千万的公共企业;在此转型过程中,报社所有权(ownership)日益集中,报章也日益商品化。

但是,较之以其他商品,媒体独有优势就是能为自己包装,也能为业主包装,一切商业动机、手段,都能相对廉价的包装成何其神圣和伟大,甚至厚颜无耻的利用读者的血汗钱为业主打造爱心儒商的形象――业主虽早已名列巨富榜,却拿着向读者筹募所得百万元出国赈灾,大出个人风头。

报章开辟教育专刊,乃着眼于数百家大大小小私立院校的广告开销预算,却自诩为莘莘学子指引前路;主办所谓“百万奖学金”,实际上乃由合作院校免费提供学额,报社除了在本身出版打广告外,一分钱奖学金都没拿出来,宣传文案却也厚颜无耻的自我歌颂,甚至误导读者以为报社何其慷慨,出手百万元造福学子。读者却忘了,报社凭此每年省却了原本要付给公关公司的百万元的宣传与广告开销。

就如“还原媒体的政治本质,并不会‘弄脏’媒体”那样,认清媒体或报业的商业本色,只不过是让自命清高的人看清楚媒体既有但隐藏着的“肮脏”。 唯有发掘媒体的“肮脏”之处,媒体使用者才有可能在媒体商业的“肮脏”中,清醒地避免让自己成为以大义凛然的文化论述包装成的商业动机的盲目信徒与牺牲品。(2006年1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