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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停刊命运未卜 新闻自由沦为首相特权

2014.01.21-2014.02.24【公正报,第8-9版】《热点》停刊命运未卜 新闻自由沦为首相特权

【庄迪澎】内政部在上个月(2013年12月)吊销英文时事周刊《热点》(The Heat)的出版准证,内政部虽否认是永久性撤销出版准证,“只是暂时性吊销”(only being suspended temporarily),但是至本文截稿时,已迄一个月,《热点》仍然命运未卜。

《热点》被吊销出版准证之前,已经连收并回复了两封内政部指示解释的信函,但仍逃不过遭吊销出版准证的下场。至于为何遭此待遇,媒体圈的说法是因为《热点》的11月23-29日摘引已在国会公布的材料,以《全民关注大手笔首相纳吉》(All eyes on big-spending PM Najib)这个封面标题报道首相夫妇穷奢极侈之作为(包括罗斯玛搭乘政府专机出国),因而惹祸上身。

不过,内政部长的新闻秘书法兹莉(Kol. Fadzlette Othman Merican)提出一套毫无说服力的说词:《热点》遭吊销出版准证是因为《热点》的出版准证订明为“商业周刊”,但内容却像是一份日报,含有时事新闻,包括来自国会的文章,以致违反准证的规定。她认为,杂志应该是特写风格(feature style)。

事实上,根据《热点》早在去年九月已获内政部批准将其出版准证列入“时事”(current affairs)类别。《热点》之所以遭殃,原因只有一个:它踩到“底线”了!

何为“底线”?马来西亚的媒体法规,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对于可为和不可为都是模糊界定的,比如什么具体情况才算是“引起社会不安”、“危害族群和谐”,并无判准,内政部或其他执法机关认定可能有此效应,那就是了!这种模糊一方面让国阵政府的执法工作可以便宜行事甚至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则对媒体业者(和其他公民)产生效果最强的寒蝉效应,因为不知具体的“安全”界线在哪里,业者为求自保,自我审查的尺度就尽可能收紧。

“柿子挑软的吃”

我国传统媒体有个不明说的默契,就是不得不批评政府时,若非以有限的力度批评,就是“柿子挑软的吃”,把批评的对象只锁定在公务员的层级。若有剑指从政者,则只挥向权力相对较小的部长(如农业、原产业、人力资源、乡村发展等部门)、副部长(内政部副部长除外)或他们判断正在失势的掌权者。

至于首相、副首相和内政部长这些位高权重的阁员,“碰不得”是传统媒体的默契,而司空见惯的做法是,假使他们的决策有失误,传统媒体不得不提以维护某种“敢怒敢言”的形象时,他们会批评说是官员执行不力所致。总之,千错万错,位高权重者不会错。

换言之,《热点》做了素来传统媒体不可为之的事:把首相(还有和他一样恶名昭彰的老婆)摆上台。尽管《热点》所摘引的新闻材料是国会文件,尽管它并没加以评论,但是在纳吉夫妇穷奢极侈之举备受在野党攻击、而且民间正在为物价高正怨声载道之际,把此课题放在头条引起关注,在国阵当权者眼里,必然视为“与敌人乃一丘之貉”,恶意令纳吉难堪。

“首相碰不得”

“首相碰不得”的传媒文化,其滥觞可追溯至马哈迪。马哈迪堪称马来西亚的“媒体操控之父”,我们今时今日所见的媒体控制系统,无论是法律管制或是党营企业和朋党掌控媒体拥有权,都是在马哈迪首相任内完善化,包括两次修订《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及两次修订《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参阅背景(一)】,更别说在1987年10月发动代号为“茅草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

上述修法赋予内政部长连法院都无权置喙的超大权力,报章的生杀大权操之于内政部长之手,加之以“茅草行动”产生的白色恐怖氛围,乃至往后这场大逮捕行动经常被人有意无意提出来作为“警戒”,导致媒体从严自我审查、新闻自由空间愈见紧缩。对马哈迪而言,这是“求仁得仁”,因为他修订《官方机密法令》和《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时,正值政治危机接踵而来、金融丑闻此起彼落之际,修法压缩新闻自由空间意在抑制媒体揭露各个丑闻的内情。

因而,在马哈迪在位期间(他曾从1986年起长期兼任内政部长,直至1999年),曾有写评论或专栏的作者大抵都有此经验:批评马哈迪的文章,或关于马哈迪的负面消息,要嘛没法见报,要嘛就是编辑动了“大手术”之后方可见报,而且删掉“马哈迪”的名字,改成“某亚洲领袖”或“某国领袖”之类的代名词。

显然,自马哈迪开始,“首相”及“内政部长”就代表了新闻自由的底线。底线何在,或尺度的宽紧,系于一人。一方面是“冒犯”这些位高权重者的内容不容刊登,另一方面则是,只要符合这些位高权重者的利益,原来各类法规不容许刊登(更别说渲染)的内容,都可经由他们默许而享有最大程度的“新闻自由”。1990年代初,马哈迪为了合理化他修宪废除统治者的免控权,马新社和主要报章都成了马哈迪的宣传工具,大肆报道一些皇室成员的不当行为(在平时,这些内容乃为《1948年煽动法令》所禁止)。

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之后,虽然人们普遍承认舆论管制相对宽松、新闻自由空间相对扩大,但是内政部“修理”媒体之情事仍时有所闻,较为轰动的当属2005年导致《中国报》遭殃的“裸蹲案”及导致《砂拉越论坛报》(Sarawak Tribune)永久停刊的“亵渎回教先知漫画事件”。

而且,对首相的负面评语或非议仍是令内政部感冒的媒体禁区,这点并未因阿都拉的相对“无为”而有所改变。2008年3月8日全国大选前夕,《时代》周刊 (Time)的一篇专文《选票定位》(Poll Positioning)批评阿都拉的政绩、提到阿都拉的私生活,以及其夫人珍阿都拉(Jeane Abdullah)的打扮等“敏感内容”,结果内政部勒令本地代理商抽出此文,方可让当期杂志在市场上销售。内政部官员也证实,报章杂志在大选期间刊登的一些牵涉政治、宗教等议题的内容,特别是抨击阿都拉巴达威和质疑内阁决定等“敏感内容”也被抽起。

纳吉在2009年4月3日宣誓就任第六任首相,就职前后一星期,至少在四个场合高谈阔论新闻自由,试图藉着主流媒体涂脂擦粉,打造尊重异议的开明形象。那些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话言犹在耳,他在就职六天后召开宣布政府团队的记者会时,就禁止《独立新闻在线》的记者入场采访。

事实上,纳吉在2009年就任时,马来西亚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的新闻自由指数(Press Freedom Index)里排名第133位,到了2013年却已滑落至第145位。纳吉任内其中一件最轰动的侵犯新闻自由的事件,莫过于警方在2012年4月28日的“净选盟大集会”殴打多名值勤的摄影记者,有些还被扣留。即便是许多人认为享有极大自由的网络空间,也难逃纳吉政府的挤压,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3年10月发表《2013年网络自由》(Freedom on the Net 2013)报告书里,马来西亚在全球网络自由排名中猛跌七位,从2012年的第23位滑落至2013年的第30位【参阅第69期《公正报》本栏,或点击这里。】。

《热点》命运未卜,即便它最终只是“暂时性”停刊,在某天获准复刊,内政部勒令停刊的举动都势将对其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网络媒体日益普及后,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偶然”勇敢一下,试探性地踩一踩新闻禁区以挽回读者,但经《热点》一案后,可预见的情况是《热点》将不再勇猛如昔,其他同业则将回缩几步,并战战兢兢地挣扎是否该报道可能会被视为“冒犯”纳吉的新闻题材。

背景(一)

马哈迪分别在1984年及1987年修订《印刷机与出版法令》,1984年的修订影响层面不大,1987年的修订则大幅度扩大了内政部长管制印刷机及出版物的行政权,以致法院也无权推翻内政部长的行政命令。1987年印刷机与出版(修订)法案通过后,经使内政部长掌握以下四方面的绝对权力。(1)管制印刷机执照;(2)管制报刊出版准证;(3)管制“不受欢迎出版物”;(4)管制“虚构新闻”。

《官方机密法令》则分别在1983年及1986年修订。1983年的修订加重了谍报活动的刑罚,1986年的修订则扩大“官方机密”的定义,不再只限于官方机密法令列表中指定的官方文件,内阁部长、州务大臣、州首席部长或他们所授权的官员随时可将任何文件列为“官方机密”或解密,无须由国会批准,法院亦无权以任何理由推翻。此次修订也加入了“强制性监禁”(mandatoryprisonment)的刑罚,违法者的最低刑罚是监禁至少一年,最高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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