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大报谢主隆恩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在马来西亚举行邀请首相开幕已成惯例，例如第四任首相马哈迪曾为1990年12月10日召开的年会主持开幕，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也曾为2004年11月10日召开的年会主持开幕；因此，纳吉（左图中）亲临为第43届年会主持开幕，这个动作本身就已无新意，其开幕演词的要点――“呼吁”中文媒体扮演三种角色：中庸推动者、改革监督者、发展催化者――更加了无新意。【点击：纳吉英文演词全文】 

这么一篇了无新意的演词，《星洲日报》却在12月21日的社论《谱写中文媒体历史新篇》形容为“对所有中文媒体同道”的“精神上的指引”和“自我的惕励”；但唯恐这番溢美之词还不足以让纳吉（或纳吉的华人秘书）察觉到他们对他的敬意、爱意与恭维，又同时刊出他们自封为“大马华文媒体评论第一人”【注一】的副总编辑郑丁贤所写的《首相先生，谢谢你的承诺》，赞扬纳吉的演词“颇有新意”，还说其提出的三个媒体角色“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因而向纳吉说声“谢谢您”。两篇马屁文章，轻而易举地就把《光华日报》同一天的单薄平淡的社论《中文媒体肩挑3重任》给比了下去。

纳吉的指导棋

纳吉提出的“三个角色”何以了无新意，我们可以逐条检视。

首先，纳吉所谓“媒体乃中庸推动者”（Media as Promoter of Moderation）的“中庸”是相对于“极端分子”（extremists）。纳吉的演词没有明确定义“极端分子”，而在马来西亚，何者为“极端分子”及何种行为为“极端行为”经常是由执政党任意界定的，可以说举凡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或可能对国阵／巫统的政商利益构成威胁者，都有可能被界定为“极端分子”；民主行动党、回教党、董教总、教会、人权组织、环保组织，还有华团大选诉求工委会，不都曾被国阵政府明批或暗指为“极端分子”吗？

换言之，从国阵政客口中说出的“中庸”，经常是意指做个温驯听话、不可造次的“乖孩子”。“媒体乃中庸推动者”之说，不只是在说人民不可造次，也是在“管教”媒体，训示媒体应维护既有政权、推崇“乖孩子”文化，过滤掉政治反对之声。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国阵父权思维，在马哈迪当首相的22年里早已是陈腔滥调，何新之有？

“媒体乃改革监督者”（Media as Watch Tower for Change）的说法，其实是对马来西亚媒体的莫大讽刺，《星洲日报》和郑丁贤竟然如获至宝歌功颂德，实在匪夷所思。乍看之下，“媒体乃监督者”的提法就有人们耳熟能详、根本就毫无新意的“第四权”之意，但纳吉所谓的“监督者”，只是既有“半票子第四权”的再打折版。纳吉在演词中说“与其说是看门狗（watch dog），不如说是变革的瞭望塔，毕竟人们可以不理会狗吠”，言下之意，就是狗吠也没用，干脆做个不会发警报（狗吠）的瞭望台好了。这种“伪第四权”论调新颖吗？即使是以打压新闻自由而曾经连续三年当选为“世界十大新闻自由公敌”的马哈迪，也经常大言不惭地对国际媒体说，马来西亚的媒体可以自由批评、监督政府；纳吉这番台面话，又何新之有？

好吧，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承认纳吉此说是“鼓励”媒体“监督”政府，但这不是再次印证纳吉的伪善和马来文说的“cakap tak serupa bikin”（言行不一）吗？纳吉政府一边继续使用各种承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媒体法规打压新闻自由和限制舆论空间，不思废除恶法，一边却作状大方要媒体“监督”政府，这种伪善已非首见；2009年接任首相前后，他不也在四个不同场合发表向媒体示好的言论或举措，但宣誓就任首相后就禁止《独立新闻在线》采访他宣布新内阁阵容的记者会吗？

至于“发展催化者”（Media as Catalyst for Development）的思维，与1960年代开始盛行，如今已过时的“传播与发展典范”（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一脉相承。这个传播研究典范既是冷战的产物，也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主张第三世界的传播媒体应该协助、配合政府营造发展氛围、散布革新思维，协助人民对工业化社会情境产生“移情能力”（empathy），以利国家（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作为在1957年独立的后殖民国家，深受这种发展观所影响；远的不说，在马哈迪当首相22年里发表的不下于20篇谈论媒体议题的演词和文章里，不乏这种主张媒体既协助政府说服百姓响应、接纳政策，也协助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繁荣的言说，甚至还曾说报纸应成为政府的“伙伴报纸”（akhbar rakan）。马哈迪的继任者阿都拉巴达威在2005年7月15日为内政部主办的“2005年大众媒体大会”主持开幕时，也重复了类似观点。显然，国阵将“传播与发展典范”的思维移植到马来西亚时，是要媒体听命于政府、做政府的传声筒，只能唱和、宣传政策，不可质疑政策之正当性与合法性。

典当专业奉承权贵

国阵政府治国超过半个世纪，一直都没有提出具体、以白纸黑字阐明的媒体政策，但其把媒体当做执政党侍从的基本态度与论述却万变不离其宗。马哈迪（右图中）治国时间长达22年之久（1981-2003年），是最常评论媒体与新闻自由议题的首相，任内多项政治决策与动作也已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媒体规管机制，对媒体业的变迁与新闻自由空间产生了非常尖刻而深远的影响，后来者如阿都拉巴达威（右图右）和纳吉（右图左）的媒体论见与马哈迪如出一辙，而媒体操控手段也是萧规曹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和改变。

纳吉所说的媒体的三种角色，只是国阵／巫统的教条式媒体理念的另一次重播而已，只不过他的文胆（是胡逸山吗？）取巧地以标新却没有立异的词汇表述。行外人不知尚可理解，行内人不知，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尤其“发展催化者”之思维出自“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凡传播学／新闻学本科学生皆应可察觉并无新意，郑丁贤是台湾排名第一的新闻系的本科毕业生，不可能不知；如此典当自己的专业训练去奉承权贵，可悲啊！（他若说不知，就太陷他的师长于不义了！）

纳吉的演词不仅毫无新意，也没有许下（即使只是说说而已的）为媒体松绑的承诺，有的只是狂妄地以“官大学问大”的心态和“威权长官”的姿态给报业下指导棋，而国阵／巫统权贵这种权威姿态正是《星洲日报》（和它的同业）之所以不得不“走钢索”的祸首；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郑丁贤（左图）竟也有“过度解读”或“错误解读”的“阅报能力”，从报纸的报道中读出纳吉演词含有“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的内容，甚至还要因此向纳吉说声“谢谢您”！

马哈迪执政后期的一个对继任者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政治动作，大概就是聘用所谓的“华人政治秘书”和“华人新闻秘书”了。这一动作，比起他执政早期任命“华人副内政部长”的动作更有效的监管中文媒体，因为副内政部长毕竟没有时时在首相身边处理日常事务，没那么亲密，中文媒体较多是被动地慑服，但政治秘书或新闻秘书却是首相身边人，每天汇报时势，中文媒体因而主动逢迎，刊登“好新闻”方便这些新贵向主子报告。

走笔至此，赫然发现《星洲日报》的精神分裂症已日益恶化。它一边以1987年遭国阵政府勒令停刊的经历吹嘘自己如何勇者无惧、挑战庞大国家权力机关的“正义至上”行为，一边却又经常顾影自怜地向外国同业和本地读者申诉自己在“走钢索”、“如履薄冰”、“刀锋上游走”，不得不以折中方式处理新闻（例如马六甲猪农事件、林德义事件）。它一边自诩为“坚守作为第四权的职责”的报纸，媒体和政府“不是从属关系”，一边却又对纳吉给媒体下指导棋的行为感极涕零，当做“精神上的指引”，还期待纳吉施舍“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是自主抗争），更连声“谢主隆恩”。【注二】

一份报纸的奴性与堕落，曝露无遗！    ‖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

注释：

一．《星洲日报》于2008年出版的《星洲日报――歷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在第121页如此介绍郑丁贤。

二．读者可翻阅《星洲日报――歷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全书，见识《星洲日报》自诩又自怜的精神分裂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