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6【燧火评论】传播法规教程的驯化与批判性
【庄迪澎】《传播法规》（或《媒体法规》）是大学传播课程的主要科目（若非必修科），不论是欧美或亚洲的大学，几无例外。然而，《传播法规》教程的思路如何、怎么设计、教些什么，不仅应有地域之间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地区如亚洲，亦应因各国之脉络有别而有不同的思路。
例如，欧美国家的《传播法规》课常见将「伦理」（Ethics）并入，形成《传播法规与伦理》之类的科目。此思路符合欧美国家的脉络，因为在民主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新闻自由不仅得到尊重，还享有宪赋保障（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明政府不得立法管制新闻自由），加之以媒体高度商业化，传播法规的主要职能不是限缩新闻自由，而是处理与媒体有关的伦理问题，例如保护隐私权、暴力与色情、淫亵及不雅、仇恨内容等等。
将这些以欧美社会环境为具体服务对象的教程移植到马来西亚，就会与实际社会情况脱节，甚至格格不入。可惜的是，我们只要花点时间检索，就会发现本地不少大学传播院系（尤其是私校）的课程设计也将传播法规和伦理并为同一科目，甚至原原本本照抄《传播法规与伦理》的科目名称。据我的观察，原因至少有两个：（一）这些大学因与外国友校合办学分转移或「2+1」之类的学士学程，故课程设置以外国友校为准；（二）本地大学自主开发的学士学程（homegrown degree programme），也采用《传播法规与伦理》，是因为课程规划人并无「主见」，照抄外国传播院系的课程设计交差。
《传播法规》，教什么？
教育必有价值取向，依马来西亚的实际社会脉络而言，传播法规和伦理并为同一科目，将导致此一科目成为「驯化」学生的意识形态工具。毕竟言及「伦理」时，必是指涉社会多数人公认良好的言行，将传播法规与伦理并为同一科目，就赋予传播法规一个正面、公义的认知，仿佛这些传播法规的主要职能乃维护甚至培养社会的风序良俗，等于合理化了这些法规之存在价值。而且，既然伦理是导向可欲的良好行为，它就不可能是「恶」的，「守法」也就成了一种应然行为，而不是选项。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虽然马来西亚的一些传播法规也管制公共道德（public moral）和色情内容（例如《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禁止猥亵内容），但是它们的主要职能和目的是处理政治问题，而非伦理问题――例如《1948年煽动法令》在1969年「5.13事件」后修订、《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在马哈迪政府的金融丑闻此起彼落的背景中修订。换言之，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的关键话题是政治干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以传播法规中的「恶」性不言而喻，而既然是「恶法」，「守法」就不应是应然行为。因此，将传播法规与伦理并为一科，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本地传播法规教学的另一问题是，传播院系主事者常会迷信于「法律专家」，以为应由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律师讲授传播法规才「专业」，故会邀请律师（或有法学学历但没执业的人）授课。这之所以是「问题」，有两点：
（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法律的主旨都是在管制人的行为，划分「Do」和「Don’t」的分界线。请律师授课，极可能就是朝「服从」、「守法」、「避免误踩禁区」这些方向授课，告诉学生从事媒体业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马来西亚一些媒体不时会邀请律师给编采人员上课，就是讲这一套。
（二）在马来西亚，我很怀疑有多少位律师真的懂传播法规。毕竟，相对于一般案件，与媒体有关的官司并不常见，并非有利可图的业务领域。我们知道很多律师专门处理产业买卖、离婚、刑事案，虽然有些资深律师专长于宪法法律、诽谤案，但专长于传播法规的律师，确实少见。最终可能就是照本宣科，局限讲解法条内容等法律技术层面的知识；对于传播法规的「法律」以外的政治、社会因素和价值的问题，几无涉猎。
兼顾在地政治社经因素
诚如前文提到，教育必有价值取向，《传播法规》的教程设计也应有明确的价值和道德取向，而非伪装价值中立。传播院系不是法学院系，《传播法规》对法条、程序和判例的学习，不必也不可能像法学院教学那样深入和细腻，但范围则应相对宽广，超越法条、程序和案例的讨论，兼顾对这些法规生成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因素之探讨。
因此，《传播法规》这门课与媒体伦理分家，不应是一个替代方案、不应是选项，而应是一个应然方案。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传播法规》的教程应涵盖下列三个部份才算是相对完整的理想类型：
（一）制订和修订每一道传播法规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以及动机――例如马哈迪在1980年代两度修订《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和《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与当时的政治危机和金融丑闻有何关联？纳吉又为何在2011年宣布废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中关于每年重新申请出版准证／印刷机执照的规定？这些内容是让学生了解，立法并非在「真空」里完成，而是执政党出于政治利益考量的结果，进而思考这些法规是否合理和正当。
（二）了解个别法条重点乃必不可少，但在研读法条之前，应先学习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包括法官的任命程序和司法独立的问题。这是因为，不将法条置于具体司法制度的脉络里，无法深刻领悟为何类似的法规／法条在其他国家问题不大，在马来西亚却足以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利器。
（三）学习《传播法规》不应是学习「服从」、「守法」，而是认识它之后，学习「置喙」、「批判」和「更替」（alternation）。因此，《传播法规》教程不但应该以批判性视角质疑各道法规的正当性，亦应引导学生探索「更替」的可能性，例如以《资讯自由法令》取代《官方机密法令》、以民间的媒体监督机制取代官方的监视制度，等等。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