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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公共性格 • 沦为私人利器—— 评星洲日报封杀丘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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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1【火箭报,页8】典当公共性格沦为私人利器—— 评星洲日报封杀丘光耀

【庄迪澎】迄今我仍然认为,以《星洲日报》编辑主管素来的势利性格来判断,这家经常一边自艾自怜      “游走钢索,在夹缝中求存”、“根本没有摆高姿态的条件,因为我们背后没有靠山”,另一边却又自诩“正义至上”、“不做政党应声虫”的报社,近一年来一再勇者无惧地与民主行动党及林冠英杠上,原因不外乎-- 《星洲日报》认定民联入主布城无望!

回顾和比对一下:(一)2008年3.08大选,民联三党一举拿下82个国会议席和五个州政权,首次彰显了政权轮替的希望;此后,不仅林冠英在《星洲日报》有专栏,甚至他的新闻秘书张燕芬也有专栏。

(二)2013年5.05大选,民联的国会议席虽增加七个、总得票率过半却无法执政,不仅未能重夺霹雳州政权,还丢了吉打州政权。5.05大选才过五天,《星洲日报》就打出《林吉祥:可与国阵组织联合政府 • 条件:接受民联竞选纲领》这个扭曲林吉祥原意的封面头条,导致这位政坛老将惨遭选民痛斥。

进入2014年,民主行动党和《星洲日报》的龃龉更多,从一月林冠英和郑丁贤因“官车”事件笔战、二月“编按事件”,郑丁贤和主笔陈宝卿非议林冠英,再到这次的《雪州玩火的政治博弈》事件,六个月内三次,平均两个月一次,这在《星洲日报》85年历史上,甚至是它在1988年开始把“正义至上”喊得响彻云霄的20多年里,均属罕见。我敢断言,类似交锋后续有来,直到民联在下一届大选执政或看似“又有可能执政”时,始有可能变更戏码。

封杀作风肆无忌惮  剥夺近用媒体权利

在此次交锋中,《星洲日报》用了不少文字义正词严地重审它何其坚决捍卫宪法、维护世俗国、反对伊斯兰刑法,以及郑丁贤有提出个人观点之权利,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不做政党应声虫”。这套说辞,只是再次暴露《星洲日报》(偶尔)回应批评时惯用的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此次争议的重点不是《星洲日报》对国是的立场为何、不是郑丁贤能否有个人观点、不是杨巧双批准巫统议员的动议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星洲日报》一如既往,将本身的立场和郑丁贤的观点奉为不容置喙的真理,不允许被批评者回应他们的批评。

换言之,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星洲日报》作为社会公器,应以倡导和维护言论自由为天职。为了履行此天职,尊重和保障其社会成员(尤其是其批评对象)的回应权(right of reply)和媒体近用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就不应是可凭他们的主观喜恶决定是否履行的选项,而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

回应权和媒体近用权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出于维护健全及维护言论思想之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让不同意见皆能在媒体这个最佳的公共讨论平台上竞逐,提高舆论多样性、保障言论自由市场有效运作,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践和保障每个人都受到与他人一样平等的关系和尊重。

《星洲日报》拒登丘光耀的回应文章,理由是丘光耀“无论代表性和个人分量、身份皆无法被认为可有权代表行动党”,这真是个糟透的藉口。首先,民主行动党总部行政人员曾向《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说明,丘光耀获得该党秘书长林冠英授权回应。其次,媒体近用权要保障人人平等,其意恰恰是要保障没有身份、地位、代表性的公民或弱势者享有发声的权利,毕竟占有政治或经济优势地位的精英不愁没有曝光的机会。更何况,假使丘光耀不具代表性的说法说得通, 《星洲日报》网站刊出“读者”宇仁和朴志燮的回应文章,又如何自圆其说?

《星洲日报》编辑主管没说的真相是,不刊登丘光耀的投书,是因为丘光耀自2012年以来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封杀对象。《星洲日报》封杀批评者的作风,行之有年,甚至可追溯至1980年代初期。自2001年5.28报变及世华媒体垄断中文报业以来,这种封杀作风更是肆无忌惮,不仅反垄断的评论人成为受害者,在野党从政者亦不幸免--2011年,邓章钦担任民联雪州议长期间,因在古玉梁新著《报业风云半世纪》推介礼上对中文报业提出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就一度遭世华媒体集团旗下报纸封杀和刊登至少27篇文章围剿。

《星洲日报》和民主行动党从政者(不论是林冠英、邓章钦或丘光耀)及其他批评者之间的摩擦,是可以避免的,做法就是紧记和奉行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和公共论坛之性格,以及保障多元舆论之决心,从容刊出异议者的回应,以及谦卑聆听批评者的意见。这并不是说《星洲日报》不应回应批评,而是应以就事论事、条理分明说道理的方式回应,营造有素养的议论氛围,进而彰显它作为舆论场域的公共性格。

不幸的是,《星洲日报》经常以匿名或疑似假读者的身份,发表顾左右而言他、歪曲批评者原意,甚至人身攻击的谩骂文章来“反击”批评者。

报社把批评个人化   典当媒体公共性格

《星洲日报》之可恶,就是把一切的批评都“个人化”--举凡严厉批评《星洲日报》者,都归类为有人格缺陷之人,不外乎报社的失意分子(离开报社后来个回马枪)、妒忌《星洲日报》的成就(所以蓄意破坏)、为《星洲日报》的敌人所利用(比如《东方日报》)、狂妄自大偏执(比如林冠英、邓章钦、丘光耀),等等。《星洲日报》以《根深不怕风雨摇,身正何惧影子歪》这种反讽对方的标题回应林冠英,不就是它将批评“个人化”的另一体现吗?

“个人化”的处事态度,既反映报社编辑主管的权力傲慢与思想独裁(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批评者非议报社立场和观点的谬误和做法之过失),也暴露了他们职业上的更年期焦虑与自卑(毕竟他们面对越拉越多学有专精的批评者时,几无以论述来回应的能力)。傲慢、独裁却自卑,造就了好勇斗狠、民主素养贫瘠的报社主管,其结果就是典当媒体的公共性格,使之沦为这些掌握舆论地盘的人任意用来“处罚”异己的私人利器!

《星洲日报》一言堂的媒体独裁作风,与国阵政府数十年来打压多元舆论的独裁作风如出一辙,是对我国民主、自由、民权、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莫大戕害。任何珍视、倡导、崇尚这些珍贵价值的读者,除了在社交媒体谴责他们之外,更应以罢买、罢写等实际行动告诉《星洲日报》,此风不可长。否则,你休想这种“嗜权”的媒体会有谦卑接受检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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