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 |

安顺补选:科技决定论与魔弹论迷思

Teluk Intan_Dyana Sofya (2)

  2014.07【思想战线,页12-13】 安顺补选:科技决定论与魔弹论迷思

【庄迪澎】5月19日,霹雳州安顺补选提名日,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根据网络媒体的反应,该党候选人黛安娜可在安顺国席补选中稳操胜券,但这不能反映真正的成绩,毕竟网络媒体上的支持者可能不是安顺选民,他们的意向不能变成选票。因而,安顺补选仍是一场硬仗。

林吉祥不愧为政坛老将,他虽然是国内少数最早善用互联网便利的从政者,而且始终紧跟网络媒体沿革的脚步,但是却能清醒地意识到虚拟世界与实际政治之间,毕竟还有有一道分界线。

黛安娜在5月31日的补选中虽仅以238张票之微差败选,但对比已故谢昂凭在2013年大选以7313张多数票击败马袖强,民主行动党可说流失了7551张选票。民主行动党败走安顺之成因,恐怕人言人殊,但黛安娜凭着林吉祥所说的3B特质(智慧、美貌、勇敢)而在网络世界里有超高的人气,在现实选战中却不敌一个中年阿叔,值得吾人再认真思考和检验两个与网络媒体盛行颇有关联的现象:对互联网的科技决定论思维和对网络媒体效果的“魔弹论”迷思。

在人类的历史中,传播科技的每一次创新,似乎也都对统治精英的治理及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例如印刷术使得知识传扬得更广和深入民间,削弱了教会和贵族对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当互联网在1970年代成形、全球资讯网(world wide web)在1990年生发之后,似乎亦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经历新一波的民主化过程--“数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

因此,传播科技日新月异、易用、普及(乃至盛行),鼓舞了许多科技迷,也使不少人不自觉地陷入科技决定论之窠臼。所以,苹果电脑创办人贾伯斯(Steve Jobs)在2011年病逝后,网民和媒体广传“三个苹果改变世界”之说,以及以“媒体即讯息”和“地球村”等主张见称的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晚近会被誉为“数位时代的先知”,也就不奇怪了。

就互联网与政治变迁的关系而言,马来西亚不啻为东南亚的重要实例之一。自1998年“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开始,互联网业已成为异议分子挑战统治精英的的重要平台;到了2008年的“政治大海啸”,互联网冲击统治精英权力基础的贡献似乎更为显著,尤其是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败选后公开承认,忽略互联网是国阵选战的败笔,似乎更激励了网络行动者的士气。

面书(Facebook)于2009年开始在马来西亚普及起来,以及后来的YouTube、推特等社交媒体,配搭连接,比新闻网站、部落格和公共论坛网站更加具备“We the Media”之特质,进一步推高网络行动主义(cyberactivism)的热度和广度。2013年大选的网络选战之激烈程度,和2008年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前述背景底下,许多人(倘若不是大多数人)对传播科技的崇拜与日俱增,以为这类日益便宜易用的传播科技,就决定了社会变迁。在我看来,科技决定论者恐怕无可避免地会成为1920年代至1940年代盛行的“魔弹论”(Magic Bullet Theory)的信徒,即认定媒体能产生强大效果,犹如开枪发射子弹,子弹击中目标时,目标旋即应声而倒(意即行为随之改变)。所以,多数的网络行动者会迷信于快速、精简、影音,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三大要素是产生魔弹效果的不二法门。

这套魔弹论迷思,在传播和政治领域都曾经受落,甚至仍然受落,认为一旦所欲的政治讯息传递到政治宣传锁定的对象,就能影响对方的投票行为。然而,在网络世界里人气超高的黛安娜,何以败走安顺?是因为安顺是个半城市、人口老化的地区,网络选战做得再棒也未能触达当地民众?这个解释可以是颇有说服力的,但是再加思考,却不无疑点。

首先,根据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截至2013年第三季的统计,全国的宽频普及率(住户,household)是67.2%,霹雳州的宽频住户普及率固然低于“已城市化”的雪隆、布城和槟城,但也有51.7%(31万2930户)。霹雳州的手机普及率(每100人)达到114.6(全国普及率是146.1)。

其次,据估计,在安顺补选的6万零349位选民当中,至少10%是在外地/外国就业或深造的游子。对这群选民而言,安顺的宽频普及率之高低不成因素。

第三,吾人习惯性地说,网络媒体未能触达中老年人,但互联网自1998年开始逐步普及起来,迄今已快15年了,而吾人现在口中的“中老年人”,正是当时经过“网络言论自由”洗礼的青年和中年,未必没有接触互联网。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新加坡。毋庸置疑,新加坡有马来西亚望尘莫及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在该国2011年大选时,24岁的在野党候选人佘雪玲的面书粉丝人数在选前几天突破六万,超越面书人气最旺的资政李光耀,一时成为佳话,但是在这场21岁至44岁选民占46%(111万1827人)的大选中,在野党总得票率虽创新高(39.86%),也只比此前的最高总得票率(1991年)39.03%提高0.83%,比上一届(2006年)大选的总得票率(33.40%)仅提高6.46%(增加15万1751张选票),与年轻选民人数对比,落差仍大。

总的来说,以社交媒体之普及,再加上候选人拜票活动和群众大会,选战文宣和讯息的传递应已不成问题。再说,就算互联网没能深入安顺,国阵治下的贪腐、滥权、通货膨胀等弊端,难道选民不知情?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西亚人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贪腐现象恐怕都耳熟能详了。显然,“知情”与否并不是左右选民投票决定的唯一因素(甚至可能也不是主要因素)。

2013年大选所展现的“五月五,换政府”的狂热,毕竟是偶然现象,并非社会常态,而当时许多人之狂热恐怕是因为身处大气候而“害怕孤立”所产生的“乐队花车效果”(Bandwagon effect,即跟随着游行队伍最前端的乐队花车跑,以免被冷落),而不是政治信念使然。所以,热潮褪去,补选投票与否及民联保住议席与否,就变得如斯无足轻重了。值此,从政者、社会行动者和媒体工作者,也许该稍微停顿一下脚步,思索如何重启和深耕政治启蒙的工作,而不只是仰赖看似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营造“反”的氛围而已。

留言评论

*

浏览人次: 1323897



下载pdf阅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