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5【火箭报，页9】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本地媒体为何崇洋媚外？
【庄迪澎】若要分析本地媒体如何崇洋媚外，至少有两个蛛丝马迹可以作为考察的依据，第一是他们处理社运／学运新闻的规格，第二是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作者的规格。不论前者或是后者，“外国”和“本地”之间不但有差别待遇，而且落差之大，显著得你不可能看不见。
香港遮打运动轰轰烈烈，而主角之一是所谓当今全球资金汇聚的泱泱大国，新闻价值之高不在话下。本地中文媒体大篇幅报道，也合常理，因为中文媒体的主要读者是华人社会里的中文社群，中港台的重大事件具备文化接近性这个新闻价值。非中文媒体虽然不比中文媒体重视中港台新闻，但也不会略过牵涉中国的重大事件，毕竟这个所谓的强国之崛起，既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也影响东南亚区域的经济利益。
据此脉络而言，不论是10月1日的《中国报》在封面刊出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配以“英雄出少年”的标题，作为内页一则特约作者所撰的人物侧写的摘要，或是10月7日的英文《星报》（The Star）用上三大版报道黄之锋，虽然也合新闻常理（毕竟黄之锋已成当今香港学运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处理本国学运／社运和其重要成员的新闻时，却不见这种“高规格待遇”——我们何时看到本地主流媒体用大篇幅专访遭政府滥用恶法检控的学运领袖阿当阿德里（Adam Adli）、萨万（Safwan Anang），或是献身维权运动的社运人士如叶瑞生、阿鲁哲文（S. Arulchelvan）。即便是近年成为净选盟主要发言人、致力于选制改革的政治学者黄进发，也没有这种待遇。
差别待遇绝不罕见
或许有人会辩称，本国的学运／社运分子不及黄之锋出色，但是我认为，对待不同的政治环境底下的抗争者，不宜采用相同的打分标准——在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如欧美、港台，学运／社运分子的表现也许有80分；在客观条件不及他们、风险却远高于他们的政治环境里，学运／社运分子的表现也许只有60分，但后者的努力和表现理应更值得珍视。而且，同样以“接近性”这个新闻价值标准评估，本国学运／社运议题其实更具新闻价值，因为它们不仅具备文化接近性，也具备地理和政治接近性，但本地媒体的新闻处理规格恰恰是背道而驰。
本地媒体对本国学运／社运的差别待遇，绝不罕见，而且本地媒体对本国学运／社运的偏见和蔑视，可谓俯拾即是。太久远的不说，从16年前的“烈火莫熄”到晚近几年的“净选盟大集会”，都有迹可循。在1998年的“烈火莫熄”期间，本地中文报章报道独立广场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时，可以大喇喇地刊出记者所写的“花絮”抱怨示威者害他们饿着肚子驻守现场；警察镇暴队在武吉加里尔（Bukit Jalil）体育馆外暴力清场，导致共运会吉祥物周边的摆设损坏，中文报章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写成是示威者破坏。
晚近的“净选盟大集会”等请愿活动，本地媒体的报道仍然备受诟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中国报》夜报头条标题《说好的和平呢？》，以及其他报章几乎一边倒以“非法集会”、“造成塞车”或“骚乱”等官方说法作为报道重点。直到引起公愤，民众通过面书向报社发动抗议攻势之后，对2012年净选盟大集会的报道方稍有改善，但距离媒体自诩的不偏不倚始终还有一大段距离。
崇洋媚外别有所图
本地媒体崇洋媚外的另一表现，是三不五时砸大钱请外国明星作家和知识分子来作秀，从过去的龙应台到最近的王丹，从报纸到电视台莫不大篇幅地宣传，即便他们只能用通识概念来泛论他们未必真懂的马来西亚。反观长期观察在地实况、深耕研究的本地学者和知识分子，本地媒体却视如敝屣。
假使本地媒体立意推广、提升读者对本国问题的认识，与其砸钱请外国文化明星来偶发性作秀，不如把预算挹注在主办“本土关怀”系列演讲，礼请累积了学养和掌握实际问题脉络的本地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文化研究学者、犯罪学学者、性别问题学者等等开讲，或是大幅调整评论文章的稿酬，培养治学严谨的本地学者。
本地媒体这种“崇洋媚外”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外国文化明星献媚，但这还不是主因。本地媒体不吝于以大篇幅报道像黄之锋这样的外国学运分子，或是砸钱礼聘外国文化明星来马泛论民主，帷幕前图的是标榜他们（媒体）的“进步”和表现他们自以为是的“国际视野”与“格局”，帷幕后实乃为了掩饰他们处理本地政治问题的软弱与犬儒，以及在提升社会知识素养方面乏善可陈的境况。
媒体主管深谙自言其说的道理，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辩称这是一种迂回战术，是要通过肯定甚至褒扬外国的学运／社运分子来给本地学运／社运分子打气，向社会倡导学运／社运的重要意义，云云。实际上，他们最清楚不过的是，此举面对读者时是“政治正确”的做法，面对政府和政治主子时是“政治上安全”的手法，却能在掩饰他们维护新闻自由不力和沦为执政党宣传机器的同时，赢得不明就里的读者和外国人的掌声。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