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开幕的演词不仅毫无新意,也没有许下为媒体松绑的承诺,有的只是狂妄地以“官大学问大”的心态和“威权长官”的姿态给报业下指导棋,《星洲日报》竟比东道主《光华日报》更殷勤地连登两篇文章擦鞋,连声“谢主隆恩”。一份报纸的奴性与堕落,曝露无遗!

主播和艺人之间的新闻界与娱乐圈的差异性已然消失,主播不再是“主播”。主播“艺人化”过程,也无可避免的是“庸俗化”过程,但也正是因为“庸俗化”,才能产生“雅俗共赏”的效果,激发对新闻不感兴趣的非典型观众“看”新闻/主播的欲望。“庸俗化”是主播在电视圈存活不得不屈从的结构性约束。

族群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细致、复杂的过程,牵涉其中的因素极多,而大众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关怀的核心问题,是试图了解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视为“华社三宝”之一的华文报纸,在华人建构族群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本文以1987年发生的“华小高职事件”作为研究个案,并以马来西亚两家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为分析对象,探究在报纸呈现的新闻文本中,如何透过语言机制建构一个的分类架构,区分“我群”与“他群”,以凝聚族群的认同感和动员族群成员进行抗争。

对华语新闻而言,“收视率”不只是广告业务的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维持乃至争取更高的“收视率”,不只符合经济理性,也成了政治正确之举。如今,华语新闻节目之存亡仿佛系于一众俊男美女主播身上。倘若华语新闻之有无与存亡攸关“民族尊严”,主播们可真是“任重道远”了!

“主播艺人化”仿佛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虽然我们仍可期望主播们凭着她们的自觉与主观愿望,以“我是新闻从业员”的自我提醒对“艺人化”和“模特儿化”的趋势做一定程度的克制,但她们要抵抗的却是庞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交错而成的电视产业结构,这是多么大的考验啊!

《金视奖》虽然是娱乐圈之事,但它既展现了电视业生态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几许变迁。我国早在1963年已引进电视,从中文节目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增加,到2010年终于有了首个专为中文电视节目而设的奖项,固然与种族政治氛围之淡化息息相关,但更大的诱因是中文电视节目的获利能力超强!

《金视奖》最佳时事节目主播/主持人的奖座颁予叶剑锋,仿佛是跟方若琪开了一个玩笑。11年前,方若琪启动主播模式,开启电视新闻产制相对专业化的新一页;11年后,《金视奖》最佳主播之殊荣却授予没有新闻线上表现与作品可评比的读稿播报员。走入历史的播报员现象仿佛在此刻借尸还魂、死而复生了。

凤凰卫视进军吉隆坡,难免成为执政党收编华人的工具,消除华人社群长期对电视台缺少中文节目的不满情绪。由于有利执政党,凤凰卫视进军吉隆坡,少了许多政治阻力,而且推广“大中华”论述的空间也更大,更何况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对马来西亚执政党表现得非常友善和讨好。

凤凰卫视还享有一个羡煞非中文同业的优势:免费的大篇幅媒体宣传。华人对中文节目的渴骥奔泉之情,不止表现在个人的媒体选择行为;中文媒体对凤凰卫视的崇拜与着迷,更是表露无疑,总是以大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凤凰卫视和它们的“明星主播”,报道的角度只有正面肯定,没有批评。

可惜的是,我们的读者总是轻易的相信媒体。可恨的是,一些说话常常不经大脑、只想着在第一大报亮相沽名钓誉的华团领导人,只会跟着《星洲日报》专访的调子歌功颂德,“确认”报纸营造的“希山慕丁开明、董教总对执政党有敌意”的印象。

广告的影响力不是在广告播映的那一瞬间发挥作用;媒体常年累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强化某种价值观和欲望,所发挥的效果远大于广告播出的那一霎那。某人可能看了一支瘦身产品的广告而购买此产品,但是他愿意消费瘦身,是因为他对媒体创造的“瘦=美=人见人爱”的审美观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