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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伙人》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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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燧火评论】《中国合伙人》的“中国梦”

【关志华】2012年走马上任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政治概念。所谓“中国梦”,乃是主张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巩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造一个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国家。同时,习近平也曾向美国奥巴马总统表示,中国追求“中国梦”,一如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国梦”,两者的理想是相通的。这“中国梦”的主张基本上也是为了展示中国当代的高速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它要展示的对象不只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同时也是身处于全球各角落的华裔社群。

最近在马来西亚听到“中国梦”,是在某个学术研讨会的晚宴上。席间,活动主要赞助人侃侃而谈“中国梦”如何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当学者们在白天的研讨会出尽各种知识和论述来解构单一的中国性认同,以及讨论各种多元和具有差异性的华裔本土认同,却在晚宴上听到对“中国梦”的歌颂赞扬,这种强烈的对比无疑是个独特体验。然而,这也表示了中国近年的经济发达、商机勃勃,拥抱“中国梦”也许可以带来各种商业和经济的回馈。吊诡的是,这些解构单元华裔认同的学术探讨,却必须借助“中国梦”提供的资金赞助来进行。

去年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上图),也把“中国梦”理想纳入电影的叙事轴线中。虽然表面上诉说的是“中国人的美国梦”(电影的英文名字为American Dream in China),但深层意识却在试图倡导现今强势的“中国梦”。它主要根据中国民办培训学院“新东方”的创办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的人生经历和创校经验所改编。故事前半部主要把叙事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人(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学英语要拿签证到赴美的热潮。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和王阳也试图踏上这股“美国梦”浪潮,但最终只有孟晓骏实现梦想。在90年代,三人在中国重聚并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新梦想”,帮助其他中国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中国人向往美国,是基于中国比美国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对立。而“新梦想”在创校初期把学校设在一个荒废的工厂,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去资本主义统治以及文革批斗破坏下“百废待兴”的象征。但片中的中国人却对美国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怀。它所呈现的“美国梦”,基本上是货真价实的恶梦。孟晓骏的梦想是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赴美后生活不尽人意,初期在大学实验室中当喂养白老鼠的员工,失业后在洋人餐馆做清洁工人维持生计。

同时,电影里的美国(人)对中国人充满着各种歧视和缺乏尊重。孟晓骏在餐馆获得最少的小费,而在90年代他到美国公司进行谈判,对方却让他久等六小时后爽约不见。其他的歧视还包括了“中国人擅长作弊”、“中国人擅长盗窃版权”等刻板形象。因此影片出现的中国申请奥运失败(1993年),以及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以美军为首的北约轰炸,都显示了中美权力悬殊、不太和谐的关系。

换言之,因为中美经济和权力上的差距,中国人在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是充满委屈的。这“美国梦”不只意味中国人被欺负歧视,更意味着爱情关系的中止,例如成东青的女友苏梅去了美国后向他提出分手。因此,他不时在教学过程中自嘲个人失败经验(申请美签和爱情的失败),来激励学生“在绝望中寻求希望”。这基本上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中长期出现的“创伤逻辑”(the logic of the wound)。 美国学者周蕾(Rey Chow)曾用这项概念阐述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如何长期利用“被西方欺压”的受害者意识,来打造和巩固中国民族精神。从满清后期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到现今全球后殖民时代,这“创伤逻辑”依旧一再地被复制运用。周蕾认为,这受害者心态除了激发民族必须“自强”的精神,最后很可能导致中国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膨胀。例如90年代所出现的“中国可以说不”热潮,便是最佳例证。【注】

因此,电影主人公在90年代的“美国梦”,已不是单纯要到美国“淘金”,反而是向美国大声宣示“中国能”。孟晓骏急于将“新梦想”挂牌上市,主要是要美国看见自己(弥补他在美生存失败)、看见中国,证明中国人能在全球经济中与美国人平起平坐,甚至可以攻陷美国经济。在接近尾声的几幕,三人在与美国人谈判教材侵权时,却突兀地加入一场教训美国代表的谈话,向对方展示中国人的天生优越和拥有高度能耐的特征,抨击美国长期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歧视,同时又表示了美国经济愈来愈依靠中国强大的市场的现实趋势。在这里,“美国梦”也逐渐被“中国梦”取代。这“新梦想”便是要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主义,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人的高度竞争能力。因此,中美的权力和经济地位悬殊也进一步缩小。电影也许不愿直接说出来的是,在未来很可能发展出“美国人的中国梦”的情势。

从《投名状》里兄弟因为理想不同而反目相残、《武侠》中父子亲情和血缘的微不足道,再到《中国合伙人》对集体力量的拥抱与歌颂,我们可以看见陈可辛在电影创作的意识转变。在香港拍片起家的他,近年已逐渐被纳入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早期的《甜蜜蜜》叙说一对从中国到香港再辗转赴美的男女的分分合合,虽然也处理“美国梦”的课题(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的“香港梦”),但最后为黎小军和李翘的身份归属划上了问号(中国、香港还是美国?)。两人选择在纽约生活,却因为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再度相遇,证明了对华裔的身份有一定的认同(由邓丽君的歌曲所象征),但不一定就是归属于中国的。由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虽然开始拥抱中国民族主义,但仍强调“香港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香港在中国民族主义中打造独特地位。同时,还通过参与保护孙中山行动众人芜杂多样的动机和态度,来为那神圣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带来了干扰的噪音。

然而,在《中国合伙人》里,那些干扰的噪音早已荡然无存。从电影的“美国梦”到“中国梦”,陈可辛已完全与中国民族主旋律水乳交融。对于许多电影工作者而言,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强势及其强大的电影市场,拥抱“中国梦”也许是充满吸引力的生存之道。但在“中国梦”主导下的华语电影工业所生产的大多数电影,往往是内容空洞的高预算大片,或充斥着颂扬中国强盛的大民族中心意识作品。  原文出处

【注解】

Chow, Rey(周蕾).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Ed. Rey Chow.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

(编按:感谢作者授权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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