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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二选一”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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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8【燧火评论】超越“二选一”的身份认同

【关志华】早前香港占中和雨伞革命运动的火焰,也延烧到马来西亚。支持和反对这运动的华裔马来西亚人在网络上进行激烈争论,《燧火评论》也出现了数篇讨论雨伞革命和华裔身份认同的文章,可以说这场运动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激起了涟漪。经过了那么多年,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依然成为身份认同争议的分歧所在。

然而,从大多数我曾出席过的本地学术会议,以及在报章或网上读到的文章来看,在马来西亚(以及多数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人)有关身份认同的讨论,往往无法摆脱中国和马来西亚本土“二选一”(或两者都选)的局面, 因而难以呈现出更多元和更具流动性的身份认同论述。

说到流动性的身份认同,华裔学者王爱华(Aihwa Ong)早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弹性国籍”(flexible citizenship)的概念,来探讨华裔身份认同的流动性质。由于交通科技的发达以及全球经济趋势,现代华裔也时常随着各种需要(尤其是商业需求)跨越各种国界,而华裔的身份认同也随着居住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而被弹性处理。例如一位华裔在某时候可以是“中国人”、另一时候也许是“华裔马来西亚人”(或马来西亚华裔)、如有需要也可以是“马来西亚人”等。当某个人移居外地,他/她的身份认同完全可以“随机应变”,但王爱华的“弹性国籍”往往是建立在商业机会主义之上,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飞来飞去”、跨越国界。换言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同等机会享用“弹性国籍”。

弹性国籍的门槛与局限

中国经济起飞,也为“弹性国籍”带来冲击,激发散居各地华裔对其重新认同的可能性。于是,中国的进步,具有让华裔“再中国化”的潜能,近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的“孔子学院”,便是它积极推动和重聚中华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惟笔者怀疑现今华裔(尤其是年轻一辈)是否有兴趣知道,或在乎孔子曾说过什么。儒学在现今社会并没有提倡者自以为的影响力。

反而,当今形塑身份认同的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元素是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学者如新加坡的蔡明发(Chua Beng Huat)和日本的岩渕功一(Koichi Iwabuchi)等,都曾提倡与阐述流行文化的消费对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性。这种流行文化的消费,不只是金钱意义上的消费,更包括对流行音乐、连续剧、电影、动漫、服装、彩妆文化等的接受和实践。亚洲许多国家也无法忽视这流行文化的强大力量,开始发展本土的流行文化工业,乃至输出国外,打造自身的“软实力”。由韩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打造,如今在亚洲和世界各地掀风鼓浪的“韩流”,便是最佳例子。中国和台湾近年来也在大力发展本身的流行文化,而日本的动漫仍然是其软实力的最佳伙伴。

许多研究显示,这种流行文化的消费是多样和杂烩的。例如喜欢日本电影者也可能是忠实的韩国偶像剧迷,同时对美国流行歌曲琅琅上口。因此,这种消费和实践所打造的往往是更多元、流动和破碎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而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华裔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各国流行文化的消费?同时,这种消费如何影响他/她们的身份认同?

认同意识展现多元面貌

想象一位支持占中、支持民联、也参加过净选盟活动的华裔马来西亚人,却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关心本地文化产品,反而喜欢收看《中国好声音》、观赏日本动漫,为了心爱的韩剧去学韩文,其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到底又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把他/她归类为缺乏本土意识或不认同马来西亚?又能否单凭喜好《中国好声音》,就视之为大中华意识(或近来流行的用词“大中华胶”)者?

流行文化消费主义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洪水猛兽,但无可否认它同时也有拆解静态身份认同的正面功能。它在某程度上更是实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其中一股力量,有能力打破各种疆固的文化界线。随着不同时间和不同流行文化的实践,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也会弹性地作出调整。但有别于王爱华阐述的“弹性国籍”,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显然更为平民化,让更多人能在日常生活实践弹性和流动的身份认同。

简单来说,身份认同因包含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使到它变得复杂而难于梳理;后者更包括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和对流行文化的消费。在当今马来西亚政治泛滥、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许多评论人往往选择性地着重于政治有关的因素,而刻意回避或边缘其他可能影响身份认同的元素。

如果把这种流行文化的消费纳入考量,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定型。大多数华裔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早已超越了中国(中华)和马来西亚本土“二选一”的状况,展现出更多样、更断裂的文化认同。也许由于国籍之故,政治认同不如文化认同那么有弹性,但这也不代表华裔永远都必须从中国和马来西亚两者中抉择。因此,这种“二选一”的思考模式,也必须作一定的调整。  原文出处

(编按:感谢作者授权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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