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站上的激情与理性

2012.02.25【独立新闻在线•媒批笔记】社交网站上的激情与理性

【黄国富】《星洲日报》处理有关蔡细历与林冠英辩论新闻所引起的争议,至今仍在进行中。部分网民对《星洲日报》事后的回应并不满意,持续发言批评;《星洲日报》则在评论文章指责部分网民是暴民,引起一些网民的反弹。

直播戳破的媒体偏颇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政治、经济与媒体力量关系复杂,形式也相当隐蔽和幽微,不易让人察觉。308后马来西亚政情越趋两线发展,政权有可能出现更迭,人们对于媒体报导政治新闻的敏感度有所强化,更质疑媒体与政经力量的关系。

这次蔡林辩论的直播,让阅听人直接从影像中掌握完整的辩论内容,媒体偏颇与否能够自行比对,因此当纸媒差别对待朝野领导人时,直接戳破了媒体的假面,在面子书上引起激烈批评。这次媒体遭严厉批评,显然是过去不满累积的爆发。

对许多人来说,社交网站中的面子书提供与外在世界更多连结,也让压抑的生活提供一个出口。面子书用户其实是讯息的传播者,一段由媒体所生产的讯息,用户经常会加上自身诠释再加以散布。这类讯息多带有自身情感,若遇上共同关心同一事件的朋友时,极易引起共鸣,进而扩散类似的情感,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这类透过情感连结所形成的看法,若无法深化形成后续的公共讨论与论述,情绪很快就会疲乏与消退,不仅错失社会学习的契机,也浪费形成公共参与行动的机会。但是该如何将情感连结提升至理性的公共讨论与论述,需有一些社会条件进行转化,未必能在短时间内达成,且背后还涉及更复杂的问题。

从噤声失语迈向主体发声

马来西亚社会在国家威权长期压制与反智的整体压力下,主流媒体也成为其中一个机制,不断复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主流媒体以新闻专业原则中的新闻价值决定论、中立性与客观性等,作为新闻来源、形式与题材的重要依据,使得媒体内容充斥掌握权力者的声音,权力越大者声音越大,民间声音长期被忽略,更遑论传播权的伸张。

在这样的威权体制下,广大庶民成为被压迫者,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禁声“失语”状态,影响了自我表述能力的培养,人们不习惯讨论,对知识也无法建立太多想象与欲求,能够掌握与使用的语言相对较为匮乏,不易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进行讨论与分析,在想法上也会自我设限。

近年,视觉媒介与网络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许多人的思考更形断裂与不连贯。这种特性在面子书上相当明显,使用者多是简短一段话表达当下感受,未必能完整的把想法呈现出来,且也不太有耐心阅读与思考文字较长的内容。

这些特性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而是因为结构和科技特性等因素,局限许多人在面子书上的表达方式。网民的情感来自生命经验的真实感受,透过直接的文字在面子书上加以揭露,但是民主也需要理性沟通,因此情感经验需要转化,和他者进行对话与沟通。这样的转化需要一些条件,如打破外在过度压抑的结构,也需要对于知识的好奇心与更友善的对话空间等。

在目前人们开始发声的过渡阶段,应更宽容对待,贸然将部分网民的失序状态说成是“暴民”就言重了。至于会出现这类的指控,其实也可以看到背后的权力逻辑与结构。

被压迫者的被压抑和抵抗

学者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暴力是由掌权者所发动;恐惧也来自那些残酷的掌权者;至于仇恨则来自那些轻视他人者。在掌权者的修辞中,被压迫者被视为“盲从与充满忌妒心的乌合之众”、 “野蛮人”或是“破坏者”等。对这些掌权者来说,如果当被压迫者进行抗争时,常被视为“暴动的”、 “邪恶的”或是“野蛮的”。对于以上的说法,一般马来西亚人可能相当熟悉,这不正是掌权者对人民所贴的标签吗? 而“网络暴民”的指控,也出自这样的修辞与逻辑。

弗雷勒(左图)进一步指出,被压迫者经常会自我贬抑,这种自我贬抑是因为被压迫者将掌权者对其看法加以内化,譬如他们常听掌权者说自己无知、愚蠢与不成熟,被压迫者会相信自己的无能。如果被压迫者还没搞清楚外在环境,他们一般缺乏自信,不太愿意进行反抗,因为他们相信掌权者掌握无懈可击的力量。

然而当压迫情境有所改变时,原本在他们身上“自我贬抑”的情形会出现令人惊异地改变,一股动力让他们努力摆脱掌权者的压迫,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但是被压迫者必须有意识的行动,且有严肃的反省,避免陷入盲目状态,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甚至沦为可被操控的民众。

马来西亚人也在经历这样的转变,从一个自我贬抑和没有自信的被压迫者,在过去数年间已有明显成长。从308到709,甚至是最近的保护苏丹街与关丹反稀土集会等,让被压迫者开始建立自信,相信彼此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让这社会变得更好,从中也证成自我的价值。

这些行动能够展开,面子书是重要平台,它能迅速传递与分享讯息,激发热血,还能彼此相互壮胆,更有自信的挑战掌权者。这时掌权者对他们的贬低,未必会为被压迫者所接受,甚至起而反抗污名化,试图为自身正名,譬如这次对“网络暴民”一词的反弹。

面对人们逐渐发声,甚至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应让这些声音在质量上向上提升,被压迫者可发展及使用自身的语言词汇去诉说所处的世界,共同参与社会改造。身为公共领域中重要机制的媒体,更不应加以排斥,而是设法且更有耐性地让这些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与进行对话。

媒体工作者无需自我贬抑

在媒体内部工作的基层雇员,如记者、助编及印刷工人等,其实也是被压迫者,他们必须在外部面对政经权力的压迫,在组织内部面对资方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与待遇、福利等偏差。但是诚如弗雷勒所言,一些被压迫者在其存在体验中,掌权者及其生活方式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让被压迫者起而模仿,甚至追随掌权者,因此经常渴望向上层的“优秀”人物看齐,呈现出一种异化的状态。

因此,基层媒体工作者需了解与分析自身处境,甚至与外部民间力量合作,共同寻找可行的实践策略。许多媒体工作者和广大网民都有共同目标,不需自我贬抑和相互攻击;基层媒体工作者更无须将媒体高层所犯的错误,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整体社会的氛围让改革成为可能,媒体工作者可更积极加入改革行列,让媒体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机构。    原文出处下载PDF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