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2【亚洲华文新闻专业论坛，台北】马来西亚新闻自由运动的困顿与寻路
【黄国富】2008年马来西亚举行全国选举后，在野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取得突破性的成长，对执政逾半个世纪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政权形成更直接挑战。在2008年至2013年间，如何保住或替换政权，可说是马来西亚政治场域斗争与动员的主轴。
这时期不管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有一大致共识，要改变长期僵化与贪腐的威权体制，「打倒国阵」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应集中力量快速累积更多选民的支持，以赢得这场机会难得的朝野对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有资源与动员力量的政治运动，掌握整体改革运动的主导权，以「改变」（Ubah）的旗号，吸纳与收编各方力量以达至改朝换代的阶段目标，民间长期推展的新闻自由运动也在这个行列里。
然而，在未积极赋予「改变」更多具体内容下，使其成为空洞与苍白的修辞，且快速被窄化为仅是「替换政权」的想像与论述，强化民间二元对立的支持或反对逻辑，以更有效进行选举的动员。在选举民主的框架内，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在此阶段里把社会改革的想像限缩在政权替换下，相当程度配合政治行动的步伐，且框限自身的改革行动。
2013年505大选变天未成后，特别是面对执政联盟可能的选举舞弊与民意弱势（或46%选票但议席过半）却掌权的正当性等问题，在野联盟与民间社会无计可施和被迫接受「政治现实」，让不少人深受打击。
过去一年来，在朝者无能治理与在野者表现乏善可陈下，宗教与种族等议题被放任炒作，使族群政治的对立氛围愈形浓郁。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在505后未见更多主动积极的作为，甚至迷失方向，无力展现自身主体性。这些场景的出现，使得跟随大队编织「改变」梦想者更灰心与失望，也让虚无与犬儒的态度找到滋长沃土。
传统媒体更仰赖政府
对于媒体环境来说，基本上也呈现消极与困顿的状态，不仅未有前进突破，甚至有倒退迹象。
一直以来国阵政府透过法令、产权、官商利益结合等方式，相当有效地钳制主流媒体，让其自我设限，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在网媒努力突破各种资讯与言论限制后，使得更多阅听人了解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与掌控主流媒体的真实状况。
已被认为是执政党喉舌或立场太明显偏向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公信力与影响力不断倒退，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统计，属于主流媒体的各家报纸在2013年第二季（505选举即在此时期）读者人数下挫10%至40%；相反地，提供替代内容与制衡主流媒体的网路媒体，此时期各新闻网站流量则激增两成以上（当今大马，2013.9.30）。这样的发展让在网络战中居下风的执政党，在选后更积极透过各种力量建立网媒，抢夺网路空间的话语权，譬如《cilisos.my》和《theantdaily.com》等网媒的出现。
面对外在严峻的挑战，各传统主流媒体采取消极的缩减人员或「微」改革等方式因应，试图减缓对自身的冲击，也舒解面对强大压力时的焦虑。经常被批评为「社会乱源」的巫统（UMNO）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在选后获得首相纳吉（Najib Razak）公开力挺，甚至要求政府部门与官联公司（政府为其主要股东）在《马来西亚前锋报》上多刊登广告（当今大马，2013.9.13），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直接投入党国喉舌。据官方公布数据，2013年官联公司花费近亿令吉（约十亿新台币）在主流纸媒刊登广告（当今大马，2013.12.9），成为主流纸媒更加仰赖的财源，使得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侍从关系更为巩固。
国阵政府在选前为打造开明的形象，对于长期被诟病压制媒体的部分法令做出修改。 2012年政府修订恶名昭彰的《出版与印刷法》，表面上似放宽出版的自由，实质上却赋予内政部长掌握媒体的生杀大权，让其拥有撤销媒体出版准证的权力，而505后就出现一个实际案例。
2013年8月The Edge公司取得出版英文报刊的出版准证，隔周却在政府未给予任何解释下，通知该公司暂时搁置发出准证。 The Edge公司不解为何出现此项转折，要求内政部解释，但是却未获回应，乃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核内政部的决定，内政部随后同样在未给予任何理由下撤销此出版准证。政府此项决定严惩意味浓厚，也向外展示政府掌控媒体生死的权威地位。至于被视为政府眼中钉的《当今大马》，多年来尝试申请出版准证以出版纸媒，但一直都被拒绝。
在「后505」的社会脉络与媒体环境下，「卡住」许久的争取新闻自由运动，是一个怎样的处境，本文将以2013年底《热点》（The Heat）周刊被冻结出版的事件，尝试为目前的新闻自由运动发展提供一些观察面向。
内冷外热的协商过程
2013年底《热点》周刊遭内政部下令冻结出版，经一个多月的折冲，终于在今年初以不更改其出版无条件下获得解冻。相较近期喧嚣不止的各种政治与冲突事件，已获「圆满」落幕的「热点事件」似乎无甚重要，然而，此事件所产生的效果，相当程度彰显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中持续存在的部分困境。
在民意弱势下持续担任首相的纳吉，遭遇党内斗争与党外不断施压，已无法承受过多的负面消息，在较难掌控新媒介的情况下，整治传统媒体成为减轻压力的必要途径。 《热点》这个才创刊三个月的杂志，报导不利于纳吉的讯息，且是指向纳吉夫妻经常被诟病的奢侈浪费一事。此项踩到纳吉底线的报导出现后，快速地面对来自政府的惩治，内政部以极为牵强与薄弱的理由冻结《热点》的出版。
对于政府不合理冻结出版的行径，民间与《热点》基本上呈现「外热内冷」的状况。外部以网媒为主的新闻工作者与社运组织发出怒火，认为这是对新闻自由的一大打击，试图集结力量进行声援，抗议政府对媒体的压制。至于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主流媒体的马来西亚半岛新闻工作者职工会（NUJ），在此事件中未给予太多声援，引发不满与批评，曾担任NUJ总秘书，现在网媒工作的安巴拉甘（V Anbalagan）指出，如何在争取媒体自由与争取会员福利之间保持平衡，一直是NUJ的难题，特别是主流媒体老板拒绝给予支持（当今大马，2013.12.28）。因此，主流媒体老板的态度，经常左右着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运动中的态度，在现实考量下主流媒体工作者多不愿冒风险投入参与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
《热点》的管理层与媒体工作者也采取这类态度，低调寻求「体制内」解决问题，去信向内政部进行解释，对外部的声援基本上采取低调态度，不愿让事态扩大。 《热点》管理层对此事的态度与处理方式，部分可从此公司背景来理解。 《热点》为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商人许志国所有，他除拥有自身本业外，曾担任执政党马华公会(MCA)所控制市占率最高的英文报–《星报》（The Star）管理高层，后来创办「许志国媒体集团」（HCK Media Group），除《热点》外，旗下还有《大马焦点》（Focus Malaysia）商业周刊与网媒《每日蚁论》（theantdaily.com）。
在《热点》内部冷处理下，外在声援力量也难以持续施力，使得「热点」难以蔓延燃烧成争取出版与新闻自由的运动，仅能静待政府做最后判决，而这也重覆着威权体制长期控制媒体的逻辑与套路。
从结果来看，《热点》管理层的策略作法相当有效，当然外在抗争可能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压力，终于保住杂志的持续出版，且因此知名度大增，甚至挂上敢于挑战政府的名声。然而，在整体效果上，这过程无论是有意或无心，已成为政治维稳的一部分，更确认掌权者不可挑战的地位，而新闻自由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无疑是对争取新闻自由的一大打击。
传媒治理方式的调整
面对支持力量伯仲的在野党竞争，近年执政党不断宣称要开放媒体，改善新闻自由。实质上主要是减少以往「硬控制」方式，而是采行较迂回与细致的「软控制」，透过或明或暗的警告或行政程序等方式，让媒体在不愿「踩地雷」的情况下，自行限缩的审查内容。
在「棍子和萝卜」的恩威并重治理策略下，国阵的威权侍从主义对主流媒体能有效控管，特别是对财团所拥有的商业传媒，他们必须维持和政府的关系，且巩固政府与传媒之间的主从与合作角色，共构与维系新闻自由被压抑的格局。如今更明显让其亲近或「较听话」的商人或财团掌控媒体，上述「热点事件」不是单一事件，过往财团所掌控的媒体在被政府警告或惩罚时，基本的作为经常是不让事态扩大，然后在「体制内」处理，传媒经常以调动编采主管来化解「危机」。
除了上述结构问题，马来西亚长期缺乏对新闻自由与媒体改革的论述与想像，新闻工作者与阅听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体会不够深刻，不易召唤更多人加入媒改和争取新闻自由的行列。新闻工作经常仅被视为一份职业，而非社会改革的一环，新闻工作者团结起来抗争的意愿不高。
以上描述大致让我们看到目前马来西亚推动新闻自由与媒改的部分困境，然而，民间还是有一些力量试图运用各种媒体实践方式，寻找突破困境与累积动能，譬如《街报》以附属于在野的行动党（DAP）党报《火箭报》的方式，出版印刷版与网路版，且与港台独立媒体进行连结，试图提供不同类型与视野的讯息和言论，建构基进改革的可能。一些基层新闻工作者也尝试集结力量进行实践，譬如一群槟城的华人新闻工作者在今年五月初创立《明察暗访》，试图在被限制的工作环境之外，提供不同的深度报导与分析，以及更多元的言论，推进社会民主化。
至于关心与推动新闻自由和媒改的民间组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面对如今社会氛围的变化，也须重新思考与想像未来的实践方向，以更积极有力的策略和论述累积动能。在这条漫长的改革道路上，需要有更多不同的行动，才可能突破与改善长期崩坏的媒体环境。 ‖ 原文出处 ‖
注：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6月12日在台湾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办的“亚洲华文新闻专业论坛”上发表之报告，感谢作者及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授权转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