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4【当今大马】政治转型的媒体结构变革
【黄国富】 政权更迭后，政治权力争斗更为激烈，各政党为保有或重夺权力，多从短期眼光出发争取民意支持；一些政党的侧翼，也透过更激进的行动和话术，以细琐事件不断挑起族群间的矛盾与差异，使不同族群积累的妒恨情绪被激化与蔓延，冲击彼此的信任关系，也让群体间的二元对立与纷争状态更容易出现，加剧社会内部的分裂与冲突。
在如此的社会氛围里，一些媒体在经营环境愈形艰难的环境下，为吸引眼球冲高点击率与发行量，迎合阅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他者的妒恨情绪与歧见，且以会强化偏见的方式来呈现资讯与意见，不断延烧各种负面讯息，甚至炒作冲突，使对立状态更明显，让人更感焦躁与不耐，难以冷静地以更多的同理心与理性思辨来面对矛盾与冲突。
对正处政治转型的马来西亚来说，这是个严峻的挑战，需有更多的耐性与智慧，来处理纠结数十年的问题，而提供正确资讯与意见论辩的媒体健康环境更显重要。因此，过去数十年来被建构起来的不健全媒体生态，是现任政府亟需著力改革的部分，也考验政府在以促进民主自由为前提下，如何以配套的改革手段，长期渐进改善与重建一个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健全媒介环境的重要
在如今网路时代资讯爆炸的状态下，很多人认为媒体垄断问题已不存在，因为网路上似乎有很多各种替代媒体，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资讯来源。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产制资讯内容者主要来自主流媒体机制，它们还是重要的沟通管道与机制，至於网路上内容农场的资讯，有相当部分改写自主流媒体的内容。若主流媒体出现大量错误、失实的资讯或荒谬、充满偏见的资讯，再经过在各种自媒体等平台被改写与评论后，使得劣质资讯四处扩散，影响整体资讯流通的品质。
在政治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媒体环境的健康化与合理化是重要一环。然而，在马来西亚过往由国阵治理的威权体制中，媒体结构与内容皆受严格控管，严重影响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也影响公民素养与对民主自由的想像。
如今政权已替换近两年，希盟政府在媒体环境改革的缓慢步伐备受批评，而这主要可从内容管治与结构管治来检视。在内容管治部分，在政府已减少干预，媒体有了较大的空间言论空间，但因过往结构衍生的问题积累，使得媒体在内容产制上受限於过往的思考与作业框架，且缺乏政治转型期的各种参照经验等因素，使得内容管治减少后，媒体的内容未见大幅改善，也未对更纷杂的各种事实做更好的整合，协助阅听人掌握重点，整体也难以回应这个变动时代的需求，无法成为更好的公共沟通机制与向上提升的力量。
因此，还是得回归到治本的结构管治部分，建立更合理的媒体生态结构，除各种恶法的废除、建立有利言论自由的法规及机制、打破既存政党和财团过度控制媒体的生态，以及鼓励更多公共性媒体的设立等，能更有助於媒体产制优质的内容。结构管治是更为重要的场域，但却是复杂与困难的改革场域，现任政府的作为显然有所不足。
打破既有权贵的利益
根据过往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研究发现，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权力虽然出现更迭，但是社会权力（譬如媒体权力）结构的改变经常相当缓慢，且成为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保守力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续传递保守的意识型态，维系著过往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成为国家与社会改革的重大阻力。
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重点是如何让媒体管治的结果有利于公众，而非特定的政治权贵和财团，以促进言论自由与资讯流通。要突破这样的结构困境并不容易，因个別媒体集团内部掌握权力者多仍在位且延续过往权力，内部的改革力量很难撼动其固有的权力机制，这需结合来自外在力量对结构的冲撞，才可能松动原有机制与组织文化。
现任政府偶有倡议政党退出媒体和限制财团对媒体影响力的声音，譬如针对马华公会所掌控的《星报》，以及常青集团所掌控的世华媒体。惟迄今未见政府对媒体结构进行积极的变革，重新建立媒体秩序与健全化媒体结构，甚至还出现自打嘴巴的状况。
过往由巫统掌控的前锋报集团和首要媒体集团，在巫统丟失政权无力再给予奥援后，面临连续亏损与市场巨大压力下，两媒体集团的产权，在数月前由巫统转移至被认为与马哈迪关系密切的富商赛莫达手里，且在未保障内部工作者的权益下大幅裁员，影响新闻内容的产制。表面看起来两媒体集团是脱离政党的直接控制，但却很可能是落入现任政府的间接控制，呈现另一形式的政商侍从关系，依然以过往的逻辑为政权服务。现任政府如此作为让人质疑其改革的决心，是否在保政权的逻辑下，重施故技试图掌控媒体。政府若走回头路，对政治转型与民主化是一大伤害。
韩国转型经验的启发
有关媒体结构环境的改革，历经民主化过程已有逾三十年的韩国，也曾经历纸媒、政府与阅听人之间长期对抗与角力的故事，颇值得借镜。
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韩国独裁政权，以“萝卜和棍子”对媒体进行控制，也让家族财团所拥有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与《中央日报》，逐渐发展成亲官方的主流报纸和国家的意識型态工具。此时期的许多大报记者也未挺身对抗财团控制，甚至被掌权者收编，享有特权，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韩国在1980年代开展民主化运动，解禁后的三大报扩张至逾七成的市场占有率，且与保守阵营形成结盟状态，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被指为“未受选民制衡的媒体权力”(the “unelected media power”)。
然而，韩国的媒体改革组织与公民团体持续施压要求改革媒体结构，特別是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风暴后，公民团体更是积极的集结力量改革社会。二十一世纪初期韩国金大中总统（1998-2002）回应民间诉求，推动报业的“市场正常化”，试图改革媒体生态，但遭遇主流纸媒与保守力量的顽抗，直到卢武铉总统的任期（2003-2008）內，才完成初步的改革，主流纸媒过大的影响力才被制度化的节制，譬如严格限制大财团在报业的持股。这过程主要是民间媒改团体不懈的努力与施压，以及提出更好的改革方案，而政府也曾祭出查稅等手段，让主流纸媒感受到各种压力被迫做出改革，才让韩国的媒体环境得以不断改善，进一步強化社会集体的言论自由。
韩国的纸媒改革经验虽和当下马来西亚有时空脉络的差异，但还是可以为我们的媒体改革提供一些参照与启发，透过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改革媒体，产制更有利全民的资讯內容，也让面对各种新媒体竞争和在转型中的主流媒体可以重塑自身內容品质，走出新的一条路。
从韩国的例子，可以看到既得利益者会对改革加以反扑与阻挠，因此，想要有所作为的政府必须要有决心和毅力，梳理出改革的优先順序，以更周延与细致的方法与手段，逐渐打破既有不合理与不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且这是一个长期的民主化工程，是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 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