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1【独立新闻在线】资讯自由法：迈向责任政府的进步
【饶兆斌】雪州民联议员经过了超过一年准备时间，州议会终于在今年4月1日通过了《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Enactment），成为我国第一部保障人民知情权的法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非常值得肯定。
早在1766年，瑞典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资讯自由法》，全名为《新闻自由与阅读公共记录权利法案》（Freedom of Press and Right of Access to Public Records Act）。而到目前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里，大概有70个国家有《资讯自由法》或类似的法律，其中大部分是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期通过的。颁布这种法律的国家，并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是遍布五大洲，在不同的经济发达水平、文化、法律体系的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法律。
公开资讯确保问责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民主并不只限于选举。有不少民主选举下当选的领袖，其行为就如“短期独裁者”。换句话说，从政者对民众的责任只是在选举期间凸现，而在选举期之间，就可以无法无天、操纵法律、瞒天过海。如何在非选举期间确保当选者的问责（accountability），成为民主巩固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度和我国同样是继承英国法律体系，其最高法庭对民众的知情权有这番见解：
“在一个接受民主为根本信念的社会，公民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做什么……没有一个民主政府能够在不需承担责任的环境下继续运作，而确保政府问责的基本条件是民众掌握政府行为的讯息。只有在民众充分了解他们的政府如何运作的情况下，人民才可以成为民主制度下的名副其实的人民，而民主才可以成为有效和具有广泛人民参与的民主。”
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民众知情权，就是《资讯自由法》。根据资讯自由活跃人士蒙德尔（Toby Mendel）的观点，要制定一部好的《资讯自由法》，应该包含一下的内容：
（一）最高限度的公开（maximum disclosure）；
（二）公布的责任（obligation to publish）；
（三）公开政府的提倡 （promotion of open government）；
（四）限制例外情况（limited scope of exceptions）；
（五）促进知情权的程序（processes to facilitate access）；
（六）最低的成本（costs），即民众在申请阅读政府文件不必花太多的钱；
（七）公开会议（open meetings），就是公共机构的会议必须透明；
（八）公开原则作为更高原则（disclosure takes precedence），就是说，如果有相冲突的法律，必须以公开为更高的原则；
（九）对吹哨者的保护（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不过，这里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方面。要是民众要求阅读政府文件的要求被拒绝，民众可否有投诉的管道呢？不少国家的《资讯自由法》就有成立独立机构来接受民众的投诉和作裁决，确保知情权不是只是纸上条文，而是可以确实落实。
避免官僚恣意刁难
纵观雪州的《资讯自由法》，基本上符合上述的条件，除了一些现实条件下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无法公布《官方机密法令》所保密的事项）。不过，下一步就是避免它成为漂亮的法律条文而已。
印度在2005年颁布了《民众知情权法令》（Right to Information Act）。有不少调查指出，虽然法律出台后民众知情权确有提升，但不少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官僚对民众的冷漠和故意刁难、独立仲裁机构接受太多投诉而不负重任、乡区人民无法享受这项法律的好处等等。
鉴于我国官僚大多受联邦政府的控制，雪州政府能否确保《资讯自由法》不被手下的官僚们破坏、扭曲、不落实、不执行等，才是最大的挑战。
国阵支持恶法
《资讯自由法》，就是要使政府的程序、操作、决策透明化，让它在“阳光”下运转，无时无刻都可以使人民直接监督政府，减少贪污、浪费、不公、裙带主义等恶行，是迫使官员战战兢兢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任的良法。
雪州民联有勇气、有格局去制定这项法律，值得大家赞赏。国阵议员以违反联邦政府的《官方机密法令》为由反对《资讯自由法》，真让人摇头叹息。
《官方机密法令》乃是恶法，让多少出卖公众利益的暗黑交易被“保密”起来（如政府和大道公司的合约），而《资讯自由法》是肯定、维护民众的知情权的良法。反对好的而支持坏的，满脑子是当官的特权而没有想过为民维权，这样的议员还值得支持吗？
本文主要参考以下资料：
Ackerman, John M. & Irma E. Sandoval-Ballesteros. (2006) “The Global Explosion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s.”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58:1, 85-130.
Roberts, Alasdair. (2010) “A Great and Revolutionary Law?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India’s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0:6, 925-933.
文中所引述的印度法庭的那段话和有关蒙德尔的观点，来Ackerman和Sandoval-Ballesteros 的论文。 ‖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