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1【燧火评论】文人办报，复兴有望？
【庄迪澎】报纸诞生之初，并非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毕竟17世纪还是一个识字率低、通讯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而且报纸售价不便宜，不是普罗大众消费得起的“精神粮食”。在欧洲，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自创报刊，以兹对抗皇权（冯建三，1992：206）。在美国，早期的报纸是“党派报纸”（partisan press），由政党资助出版。直到19世纪便士报（penny press）盛行后，才演变成跨党派的大众媒体。
在亚洲，报纸的诞生虽然比西方稍迟，但同样的，最初也不是以商业项目的姿态出现，而是为了执行某种非商业性“使命”而催生的事业，一是传教士为了传教而出版报纸，一是政治行动者为了倡导政治理念而出版报纸。例如，公认为马来（西）亚最早的中文报刊、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新教传教士William Milne所办，根本要务为宣扬基督教义。至于公认为全球最古老现存中文报纸的《光华日报》，则是孙中山为了倡导革命事业而创办；而且，除了革命派，梁启超、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也曾在马来亚办报。
知识份子影响报章言路
不论是传教或倡导政治理念的报纸，其创办人和主持编务和笔政的人是佔社会少数的知识份子，因而有“文人办报”的说法。即便有些报纸的业主不是知识份子，而是商人，但是由于他们可能没受教育、识字不多，而且当时对知识份子的相对尊重，知识份子把持编辑方针的角色还是比较吃重。19世纪中文报业仍未沿用总编辑这个职称，通用的是主笔（陈蒙鹤，2008：31），反映了这类知识份子左右报纸言路的决定性角色。
当然，“文人办报”可说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现象，因为在极少数人有机会受教育的社会背景底下，知识份子和普罗大众之间有明显的界定，凸显了知识份子的重要性。然而，曾几何时，“文人办报”的传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家和技术人员的结合；我认为至少这可归因于两个因素。
首先是大众报纸风行，加上广告产业的诞生，使得报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吸引资本家和财团纷纷进场逐鹿。激烈的竞争导致两种局面，一是进场和成产成本节节攀升，而过去可能掌握一部份生产工具的知识份子，如今已没有能力掌握这些生产工具；二是过去可能存在的知识份子自创的报社或是由商家经营的小报社，敌不过财雄势大的财团或报业集团，不是被兼併，就是被驱逐出场。而且，当新闻成为商品，奉“客观性”为圭臬以迎合政见和价值观各异的庞大读者群／消费者之后，报社已无必要执着于延揽有人文素养、思想和见地的知识份子。
媒体集团重技能轻人文
其次是教育普及、商品化和专业化，一方面模糊了知识份子和普罗大众的之间的分界，另一方面则是产制了大量的新闻技术人员。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训练，虽说让后来的新闻工作者所掌握的新闻产品的产制知识和能力，比起19世纪的报人过犹不及，但是又陷入两种不好的境况：一是大学教育的商品化及过度专门化，大量生产的毕业生重技能（和机器）而轻人文（和学问），此现象在马来西亚尤其显着；二是他们在报社的地位和左右编辑方针的能力已远不如前人，因为在盈利挂帅的媒体集团（尤其是上市公司），行销和广告等业务部门凌驾于编辑部门，编辑方针既以盈利报表为指导，也以大老闆的政商利益为依归。换言之，虽然新闻工作者虽然掌握“专业”知识，讽刺的是，却沦为只是产制新闻商品的技术人员。
就马来（西）亚而言，“文人办报”的传统何时消失，固然不易提出具体的时间，但中文报业的变迁情况可以作为参考。陈应德将1911年至1942年划分为中文报业的商业化时期－－革命派和维新派的政治论战随着满清政府在1911年覆亡而结束，此时的报业主主要是出于各自的商业目的而办报，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正是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陈嘉庚和胡文虎都是为了帮各自公司的商品打广告而办报（Tang Eng Teik，1988）。往后的变迁，虽然经历惨澹经营的岁月（例如1980年代），但自1990年代后期至今，中文报业之蓬勃，规模之大、商业化程度之高，已无须赘言。
新闻媒体的大众化、主流化、集团化和商品化，往往意味着新闻媒体再也没有鲜明的独特性格，仅剩下“为读者提供最快捷的资讯”、“不偏不倚”诸如此类价值缺席且意义空洞的编辑方针口号。而且，报纸日益庸俗和肤浅，业已造成许多读者习惯于阅读所谓“浅白、简单、易懂”的报纸，却对有所图、有深度的非主流报纸切步，以致后者委实不易找到生存的空间。
这样看来似乎悲观，但是互联网普及、出版工具精简便宜、网站操作简化，彷佛为复兴“文人办报”的传统提供了契机，因为它使得知识份子纵然未能掌握资本家所掌握的生产工具，要为推动某种志业而开创媒体也不是难如登天的事。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普及固然产生了前述的重技能而轻人文的弊病，但同时也为复兴“文人办报”的传统提供了储备人才，虽然这群人可能相对稀少，但他们的书写力度和广度，恐怕为数众多的主流媒体的编辑和记者都难望项背。
突破纸媒“文人办报”局限
当然，此时的“文人办报”虽然同样是以知识份子为主体，但“文人／知识份子”可能要有新的定义和界定；“办报”亦不再局限于指谓“报纸”这种纸本媒介，而是也涵盖网站、书本甚至是影像的形式。2013年9月创刊的《街报》及2014年5月创刊的《燧火评论》（http://www.pfirereview.com/），可成为探讨此现象的个桉。前者是八大版小开本报纸，“附身”于《火箭报》内页，由编辑团队确立主题和制作内容；后者则是政治与文化评论网站，主要是由一众背景各异的特约作者助阵，堪称百花齐放，显现不同作者对各自关怀的公共事务与文化现象的观察与反思。两者的媒介类型和知识份子的参与方式都不同。
《街报》的编辑团队幅员小、年轻，而且都有媒体研究的本科教育背景，其中两位催生者张溦紟和杨洁亦有社会学的训练。《街报》虽小，却有鲜明的企图心，亦是2013年全国大选政权轮替的期许大热倒灶之后，几个年轻公共知识份子介入政治与探索前路所做的实践；诚如张溦紟（2014年9月23日）所述，《街报》展现了它介入现实政治的态度和方式，而且“自许要培养自主公民，期待人们够成为社会主体，即相信有介入和改变的可能，并且有能力与各方势力寻求联结甚至对抗。但是，现阶段的《街报》较能完成的，不是直接反应时下政治社会运动议题的变动。相反，它是给社运组织者在论述上接力的平台，同时看到组织运动和议题经营的多样性。”
就“文人办报”的意义而言，《燧火评论》所展现的知识份子与媒体的关系类型，与《街报》稍有差异。冯建三（1992：206）依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的结合形式之深浅，区分了三种类型：（一）知识份子自身即为媒体的拥有者；（二）知识份子成为媒体的直接讯息生产者；（三）知识份子的研究成果、意见或言论成为媒体直接或间接引述的对象。《街报》介于第一和第二种类型，而《燧火评论》则属于第二种类型。
新媒体实践：深度报道，言论争鸣
尽管形式不同，两者却堪称有志一同，皆为马来西亚政治转型之困顿而忧心忡忡。《燧火评论》矢志“正值马来西亚社会面临政治和民主转型时期，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社会在在需要更多‘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胡适语）的声音出现”之际，“坚守价值理想的阵地，并以此为原则持续不断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扭曲和虚妄，予以谴责、直笔和揭露，从而为我们走向更合理、善治社会的各种可能和方桉探路”，亦“自我期许在这片人文根基孱弱，社会科学知识暗澹的土地上，点上一盏微弱但又顽强的灯火”。
《街报》和《燧火评论》仅为其中两个具体实例，两者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曾经浮现、正在浮现或酝酿浮现，规模或大或小的新类型媒体实践，像是已停刊的《独立新闻在线》和《The Nut Graph》、《向阳花／太阳花》、改革版《火箭报》、《明察暗访》、《当今峇南》，乃至学生经营的《反体志》等等，不论其立意、编辑功力、笔阵和内容，莫不展示了复兴“文人办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重要，在于能弥补非主流社会群体所偏好的阅读品味与需要因市场失灵而生产不足之窘境，在同质化的主流媒体中开拓不同的路子，使主流媒体视为缺乏商业价值的边缘议题、观点和主流社群可能不屑一顾的社会现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促成多样的媒体和多元的社会舆论。
然而，“文人办报”传统之复兴仍然面对在人力与财力方面如何为继的严峻考验。不过， 这种媒体实践倘若注定是“用飞蛾扑火的姿态，冲撞社会”（张溦紟语），就不应以个别媒体的存亡作为成败的判准，诚如《街报》另一重要推手杨洁（2014年9月23日）所说：“在《街报》一週年，我想到的是它终有消逝的一刻，但精神与理念会随着不同的媒体形式再出现与延续。所以，不怕。”此言甚是。 ‖ 原文出处 ‖
参考书目：
陈蒙鹤（2008），胡兴荣译。《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吉隆坡：上海书局。
张溦紟（2014年9月23日）。《〈街报〉是谁？侧身〈街报〉一週年记》。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gentamedia/photos/pb.248464411843664.-2207520000.1412966901./803604586329641/?type=3&theater
冯建三（1992）。〈学院知识份子与大众媒介〉，《资讯•钱•权－－媒体文化的政经研究》，页203-210。台北：时报文化。
杨洁（2014年9月23日）。《为什麽办〈街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gentamedia/photos/pb.248464411843664.-2207520000.1412967054./803722819651151/?type=3&theater
Tang Eng Teik (1988). Perkembangan Akhbar-akhbar Cina di Malaysia（马来西亚中文报纸的发展）. In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et al (Eds.), Akhbar dan Majalah di Malaysia: Sejarah dan Perkembangan（马来西亚的报纸和杂志：历史与发展）. Bangi, Malaysia: U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