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9【未正式发表】真老虎还是纸牌老虎？――评南洋商报设立新闻评议会的实质意义
【庄迪澎】马来西亚新闻部长2004年5月宣布暂搁内政部于1999年幕后推动成立的“马来西亚媒体评议会”（Media Council of Malaysia），但是另一边厢，已有八十年历史的中文报章《南洋商报》却开创马来西亚报业之先河，设立本身的“独立新闻评议会”（Independent Review Board），并制订“内部新闻从业员行为守则”，该报编务顾问张赐兴撰文说，这是要“优先启动媒体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机制，打造一个‘成熟、负责任和有影响力’的媒体社会”。
《南洋商报》的“独立新闻评议会”（简称“评议会”）由七人组成，任期两年，成员有学者（三人）、商人（二人）、画家（一人），以及现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新闻秘书（一人），主席由脑神经专家、华社研究中心董事主席陈忠登教授担任。
评议会的任务是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理”读者的书面投诉，然后提出他们的看法与批评。《南洋商报》则派出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及编务顾问三人列席会议解答报社立场，并将会议摘要刊载于命名为“新闻评议特区”的栏目里。
独立新闻评议会的企业意义
《南洋商报》是由倾资兴学的慈善家陈嘉庚在1923年创办，曾是马来西亚销量最高的中文报章，但是其长期劲敌《星洲日报》在1988年4月复刊后善用1987年10月被政府查禁的悲情，成功争取到华人读者的同情与支持，以致《南洋商报》自1992年开始降为老二。十多年来，《星洲日报》销量扶摇直上，稳坐第一把交椅，《南洋商报》却节节败退，甚至败给了其业主在1993年收购的另一家中文日报《中国报》，从老二降为老三。
2001年5月，执政成员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挟着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及国家机关的支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南洋商报》的业主），引发声势浩大的反收购运动，九十位评论作者号召罢写运动，延续至今。反收购运动对《南洋商报》产生很大杀伤力，销量挫跌，马华公会的收购行动成交后，《南洋商报》被揶揄为“党报”，其公信力更受重创。
2002年一家新报纸《东方日报》趁势而起，尽管遭遇两大报业集团围堵，销售网络未能全面渗透大小乡镇，尽管不可能力撼星洲报业集团，却成功抢走了《南洋商报》不少订户，给《南洋商报》造成极大压力。
中文报业的影响力限于华人社群，不会威胁巫统的政权和巫统党要的权位，因此较英文及马来西亚文同业享有“相对”自主性。族群政治使然，长期不满政府的华人社群不愿看到中文报业成为执政党喉舌，反而期待中文报业“比较敢（为华人）讲话”。因此，“中立”、“不偏不倚”、“敢讲话”的企业形象可以掳掠读者心，而“党性”则是“票房毒药”。
《南洋商报》要力挽狂澜，务求摆脱“党报”或“马华公会的报纸”的包袱，并凸显其媒体专业的形象。设立“独立新闻评议会”应是《南洋商报》试图重建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评议会肯定能赢得一般读者的赞许，但对重建《南洋商报》的公信力，令流失的读者回流，恐怕徒劳无功。
“独立新闻评议会”意义多大？
《南洋商报》设立评议会检讨编采作业的疏失，固然值得推崇，但评议会的实际作用，有赖于两个重要因素：
一、运行机制的设计如何。评议会及新闻从业员行为守则必须与报社的编采决策程序、赏罚及升迁制度挂钩，才有可能建立评议会的权威性，以及令编采人员根据评议会的批评改正、改良职业积习。没有约束力的评议会和行为守则只不过是纸牌老虎。
二、评议会成员的权威性如何。评议会成员未必全都是媒体专业人士或专家，但至少对媒体业有深而广的认识，对媒体专业基本掌握。试想想，如果评议会成员表现得对媒体业的相关知识与作业情况毫无认识，报社编采人员会信服他们的见解吗？
《南洋商报》设立“独立新闻评议会”固然开中文报业之先河，但评议会对编采决策不会发挥多大影响力，顶多成为一个“内行人”与“外行人”作意见交流的论坛，以及用来打造企业形象的公关项目。
一、马来西亚中文报业有一种积重难返的新闻编采习气，就是每日印行的报纸里，“我们有的，别人最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因此，中文报业的新闻竞争，比较的往往是量的多寡，而非质的优劣。
这种编采习气可归因于读者的品味。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的读者群虽然不乏学有专长者，但是由于媒体教育不普及，媒体阅听人对媒体的品质没有严格的要求，往往根据报纸的印刷品质、页面包装、内容数量的多寡及新闻的快慢评定这份报纸好或不好。
中文报业每隔一段时间便以“改革”之名目作为企业宣传及市场营销手段，但所谓的“改革”只是页面设计焕然一新，新闻报道的深度与广度仍旧乏善可陈。不变的是继续以大量的新闻报道塞满版位，甚至将一则新闻拆散成三、四则刊出，以示“我们的新闻比对手多”。“更多”就是“更好”，不只读者如此认知，媒体业者也和读者一般见识。
因此，除非媒体管理者与把关人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觉与勇气，在竞争对手一窝蜂炒作内部新闻评议会曾议决抵触专业伦理的新闻材料时，选择“独漏”，否则内部新闻评议会的会审结果必然是议而不行，沦为一纸空谈。只要“我们有的，别人最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的作业习气及“更多就是更好”的认知犹存，期待报社自觉地选择“独漏”，未免一厢情愿。
二、中文报业的另一通病就是对他们所谓“外行人”的批评嗤之以鼻，惯性地抱着“你们并不了解报社作业”的心态看待外人的批评。《南洋商报》管理层对评议会的意见与批评，台面上客客气气，回到自己人的编采会议上会采行多少，那可是个大问号了。
评议会“会审”了两次，讨论了三个投诉个案，《南洋商报》也摘要报道会议内容，但是写法却相当取巧：
• 评议会没有明确具体的结论、批评和建议，例如究竟《南洋商报》有没有违反专业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该不该向读者道歉或调整编采方针等等。
• 对《南洋商报》应该承担的责任避而不谈，代之以突出报社的辩护。以评议会在2004年6月14日会商一宗轰动全国的雇主虐待印尼女佣的报道为例，《南洋商报》在7月2日及3日一连两天刊出会审内容，首日刊出的新闻标题是《女佣指责雇主虐待事件：虐佣疑案交法庭处理，媒体报道勿未审先判》，内容提到评议会三点结论，其中两点这么写：
“（1）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本地报章在处理这宗涉嫌虐佣案的报道时，……都有明显偏向某一方的嫌疑，这有恐会造成‘未审先判’（Prejudge）的影响，南洋商报也不例外。不过，南洋商报在连续多天的新闻跟踪报道中，仍旧力求兼顾双方的利益。
（2）关于南洋商报在处理此新闻是否有夸大或渲染的嫌疑，各成员看法不一致，……”
次日的报道则直接以执行总编辑（陈汉光）的辩护为题：《陈汉光：媒体掌握资源有限，客观公平呈现新闻》。
会审的具体对象是《南洋商报》，但是见报的标题及新闻内容却都含糊其词的以“本地媒体”、“媒体报道”一语带过，却避开自我批评，试图暗示“不只我们这样，其他媒体也是如此”，同时又以媒体日常作业的局限等说词开脱责任。评议会的权威性能有多少斤两，不言而喻。
三、评议会成员同质性太高，都是对中文报业客气友善、社会观相对保守的主流派人士。评议会其中四位成员是华人社团的领导人，非常依赖中文报社宣传社团讯息及在华人社会的地位与曝光率。另两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大学讲师林水豪及何国忠不但是中文报经常访问的“好好先生”，也都与华社研究中心有渊源（林曾任中心主任，何则是董事会的学术董事），更重要的是，他们近年来与《南洋商报》业主、执政集团成员党马华公会过从甚密。现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新闻秘书张爱华的处境暧昧更不在话下。
就个人性格、政治取向或社会定位而言，这些成员都是报社“可以接受”的好好先生，而且他们与《南洋商报》也存有某种形式的利害关系，出任评议会成员无论是义务性质或支取津贴，都是《南洋商报》对他们的“礼遇”，他们愿不愿意做个不识抬举的评议会成员，提出尖锐、严苛，甚至抵触执政党利益的批评与建言？
就个人学力而言，《南洋商报》刊出的会审报道暴露了评议会成员对传播与媒体专业知识的认知贫瘠，也没有事前作好充分准备的窘境，以致会审过程东拉西扯，没有明确的议事方向，成员们向列席的报社代表提问更甚于提出看法。因此，与其说是“评议会”，不如说只是一个意见交流，甚至各说各话的“论坛”而已。
几点建议
报社设立“独立新闻评议会”要能对编采作业的改进产生实质意义，至少得做以下调整：
一、人员组成应该多元化，不只是职业和专业的多元化，还要有思想流派的多元化。评议会应该果敢容纳经常批评媒体，甚至令媒体咬牙切齿的学者、评论员。就马来西亚的具体社会条件而言，评议会成员当中至少需有一位传播学或新闻学的学者。
二、评议会应有也应行使“责难权”（the right to censure），按照既定新闻从业员行为守则裁判媒体是否违规，并撰述会审报告，交由报社全文刊登。报社刊登评议会报告时，并同时刊出报社的说明、解释，甚至道歉。
三、报社应将评议会报告用作制订、检讨既行编采方针及《新闻从业员行为守则》的参考，而《新闻从业员行为守则》也应明文列入聘书，并有一套相关的赏罚及升迁制度，才能使格守行为守则成为一项专业义务。与此同时，新闻编采部门的作业系统也必须健全，方可有效鉴定必须承担责任的层级，以避免上级推诿责任给下属承担。
四、评议会应按照读者投诉的个案斟酌敲定会审的重点议程，例如是否侵犯隐私权、是否缺乏查证以致散布错误讯息等，而不是天马行空随机而谈。
《南洋商报》设立“独立新闻评议会”固然开中文报业之先河，但新闻评议会在中文报业的重要性，胥视它有多大的专业自主性，也得看评议会成员有没有能力建立其权威性。“独立新闻评议会”必须发展成为中文报业出资共同经营的跨报社机构，并且所有报社都公开承诺接受新闻评议会的监督、责难，才较有可能对中文报业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产生实质作用。
就此意义而言，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编辑组织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本应挑起大梁，可惜这个团体多年来的主要活动只有颁发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及举办每年一度的“黄纪达新闻奖”，是个老人联谊俱乐部更甚于新闻从业员专业团体。编辑人协会衮衮诸公都是报业宿将，却无此魄力与见地，非常可惜。 （初稿：2004年7月9日，修订：7月10日、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