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与垄断的十年角力


庄迪澎(2011)。〈多元与垄断的十年角力〉,《拾载媒好--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创立十年》,页50-55。加影: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 ‖  下载PDF档  ‖

【庄迪澎】2001年以降的十年里,马来西亚传播业的发展沿着两个看似矛盾却又息息相关的主轴: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垄断现象蔓延到中文媒体业和电视业,另一方面是原生新闻网站竞相创建,在传统媒体业日趋单元化的洪流中逆流而上。此变化使得传播业呈现了一种多元与垄断角力、开放与箝制博弈的场景。

报殇十周年祭

第四任首相马哈迪掌政期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媒体操控系统,一方面经由立法(两次修订《官方机密法令》和《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与执法(1987年茅草行动期间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从严箝制媒体的自主性和舆论空间,另一方面则藉由党营企业推动媒体所有权集中化与集团化工程。如今业务横跨广电、印刷媒体、户外广告、节目制作及新媒体的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其雏形正是在马哈迪治下确立。

然而,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媒体所有权集中化工程的主要“施工”对象还是马来文及英文媒体,就所有权与业务而言,中文报业仍是多元竞争的局面,直到2001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在2001年3月开课,第一届学生两个月後即见证了马华公会与《星洲日报》业主张晓卿联手并吞南洋报业控股之“报殇”经过。往后五年里,张晓卿对南洋报业股份的增持逐步浮上台面,最终在2006年“正式”兼并南洋报业,自此占有93%的中文日报读者群(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2009:22),垄断地位自不待言。

2011年既是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创系十周年庆,也是“报殇”十周年祭。十年前的收购行动获得马哈迪公开背书至此,揭橥了它不仅是张晓卿一尝建立媒体帝国及《星洲日报》资深主管意欲兼并宿敌之夙愿,亦可视为马哈迪媒体所有权控制工程的另一波。

除了中文报业,首要媒体在无线电视业的垄断地位也在晚近十年里进一步巩固。分别于1999年及2004年停播的“大都会电视”(MetroVision)及“第九频道”(Channel 9),先后于2004年及2006年以“八度空间”(8tv)及“第九电视”(TV9)的新名称重新啟播,但此时它们已成了首要媒体的囊中物。2005年,首要媒体兼并了负债累累的ntv7,终于成为私营无线电视业的霸主。

新媒体萌芽焕发

国阵政府相对完善的媒体操控系统,因互联网在1998年“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之后日益普及而面对挑战;从“烈火莫熄”时期涌现的匿名网站,到產生了与传统媒体抗衡的原生新闻网站、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机关网站、个人和单位的部落格、非政府组织和社运工作者善用的连署网站如PetitionOnline,乃至如今的当红炸子鸡面子书(Facebook),主要的演变都是在过去十年里发生。

就互联网新闻业而言,虽然早在2001年,另一家新闻网站《每日议程》(Agenda Daily)已经开通,但是整体而言,互联网新闻业还谈不上蓬勃。原生新闻网站接二连三创设的现象,是在2008年3月8日全国大选后较为显著。2008年大选后开通的英文新闻网站有:以深度报道政治及流行文化自居的《The Nut Graph》、以率先揭露执政党(巫统)权争及政府决策内幕而迅速崛起的《马来西亚局内人》(Malaysian Insider),被指爲马华公会前任总会长翁诗杰幕后支持的《透视大马》(Malaysian Mirror),以及《Free Malaysia Today》。

中文原生新闻网站的崛起,也是晚近六年的事。2005年,除了《当今大马》推出附属中文版,《独立新闻在线》也在同年八月创刊。在2008年创刊的中文新闻网站还有《辣手》、《透视大马》中文版及《风云时报》。不过,《透视大马》中文版与《风云时报》已先后停刊。

若说公共论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那么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替代性论述如今较有条件与官方论述在公共论域里展开竞争。传统媒体俨然官方喉舌的姿态,令其公信力大不如前,200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马来西亚的部落格读者“最不信任”的媒体首推主流媒体,而“最信任”的媒体首推外国主流媒体,其次则是本地互联网异议媒体(Tan & Ibrahim,2008:61)。但是,这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垄断已无关紧要或“讯息已不可能垄断”。从我国当前的互联网设施、普及率、互联网媒体的资本规模、网民的网络使用习惯等情况来看,传统媒体(包含它们的网络版)将官方论述带进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能力,互联网媒体仍是难望项背。

虽然在野党在2008年全国大选大捷时,许多人纷纷归功于互联网,例如部落客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din)认为互联网治愈“中产阶级的冷漠”,动员他们出来投票(Tan & Ibrahim,2008:84),当时的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甚至公开承认,忽略互联网是执政党选战的败笔;但是,政治学者Saliha Hassan(2004)比较政治网站对1999年大选和2004年大选的影响,却发现这些网站虽然对1999年大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2004年大选的影响却有限(Tan,2010:28),说明了互联网媒体对选民的实际影响力可能不如人们想像中大。

居安思危与传播教育

现在要居安思危的是,即使审查互联网内容有些难度,但并非全然不可行,而国阵政府从来没有放弃管制互联网,试图继续垄断社会舆论的念头。从马哈迪到阿都拉巴达威,再到现任首相纳吉,不只一次宣称要修订规管印刷媒体的《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以将其权限扩大至管制互联网(庄迪澎,2010.07),虽然修订工作“仍在非常初步之讨论阶段”(黄书琪,2011.03.10),但是制订“电子煽动”(cyber sedition)或“线上煽动”(online sedition)指南的工作却已经完成。晚近十年里,国阵政府打压、骚扰互联网媒体的案例层出不穷;未来若成功立法管制互联网媒体,可以预见新闻网站势必成为清算的主要对象。

随着人人皆能经由部落格、面子书和推特(twitter)等互联网媒介发布或大或小的讯息,人人皆可成为讯息来源的现象已成事实,在重视多元舆论之际,如何深化“传播权”的内涵――除了言论自由之外,还应包含媒体侵害的抗辩救济、媒体识读能力、新闻工作者权益保障及文化权等面向――,以及社会对它的认识和实践,已成当务之急。大专院校的传播学系对此应责无旁贷。

纵观我国传播业晚近十年的演变,再次具体揭示,政治从来不曾缺席。从2001年的“报殇”有马华公会参与和马哈迪介入、1998年“烈火莫熄”催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政府无时无刻想法设法干预互联网媒体,皆说明了传播业的历史是在政治斗争和资本追逐之中写下的。这给我们的提示是,传播业的教育、考察和研究,无法与政治经济学途径切割,尤其是大专院校的媒体研究与传播学系的教学,更加不能从政经脉络中抽身而出,在“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的真空里不着边际地议论何为媒体。

参考文献:

庄迪澎(2010.07)。《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2010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暨第四届数位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嘉义。

黄书琪(2011.03.10)。〈修订出版法仍于初步阶段 探讨权限扩大及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上网日期:2011年3月24日,取自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7370.html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09). Annual report 2009.  Kuala Lumpur: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n, J. E. & Ibrahim, Z. (2008). Blogg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 new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Tan, L. O. (2010). Dinamik ruang siber dalam gerakan reformasi di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