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21【东方日报•东方文荟，A33版】新闻自由论衡（五）：检讨媒体审查得失难料（原题：检讨媒体审查，我们在倒退！ ）
【庄迪澎】首相纳吉在8月15日透露，政府将“检讨媒体检查制度”之后，执政党人、主流媒体和御用文人竞相表态逢迎唱好――例如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马来西亚新闻学院（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主席阿兹曼乌江、马大媒体研究系主任阿兹莎韩查；世华媒体集团更在8月18日的《星洲日报》和8月19日的《南洋商报》重复刊登星洲媒体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之鸿文，大赞“此举无疑是跨出了前进的一大步，亦将解除一些无视当今世界现实的公务员加诸于媒体的枷锁”。
怠于思考者以为，我国媒体和阅听人就快迎来“新闻自由之春”；但稍加思考纳吉的言论，必将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本文从两个角度检验“检讨媒体审查制度”之说是进步抑或倒退：首先是“检讨”之说心意为何，其次是“审查”之定义及其“替代方案”为何。
几家中英文媒体的报道都相去不远，政府意欲“检讨”媒体检查制度，乃有感于其手法“不再有效率”（no longer effective）或“不效率”（ineffective）；这里所谓的“不效率”，乃意指要外国报刊将部分内容涂黑（或整页抽取）的“手工式”审查手段，再也无法阻遏公众读取，反而成了掩耳盗铃之举，既招非议又惹讪笑。
纳吉对此现象的观察没错，但他虽有此认知，其“政策回应”却不是从善如流，采取较积极、开放的“对话”或“论见想订”的传播手段，让阅听人从双方的说法中判断何者可信。反之，他主张诉诸他认定更有“效率”的“法律手段”（legal means）解决问题；其心意显然是，要如愿地阻遏媒体继续报道或评论不利政府之情事，才能使阅听人无从近用这些资讯。
法律对付起寒蝉效应
其次，纳吉语境中的“审查”一词，定义过于狭隘了。“审查”（censorship）之意，应在宏观脉络里理解：一是各种媒体法规不仅对媒体内容的产制产生“圆形监狱”（Panopticon）般的管制效应，更干预媒体产业之结构与市场运作――由主管机关独裁地决定谁可进入媒体业；二是倾斜的司法制度不仅未能保障媒体和媒体人的陈情权、诉讼权等宪赋权益，反而成为媒体审查制度的重要帮凶。
内政部要外国报刊涂黑部分内容或整页抽起（例如2008年3月10日发刊的亚洲版《时代》周刊评论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政绩、私生活和夫人的打扮之专文，就被勒令抽起），以及内政部官员召见报社总编辑“喝咖啡”，都是审查制度的作业方法。严密的媒体法规和倾斜的司法制度，才使官员们得以行使这些方法，并使这些方法对媒体业者产生告诫、阻遏和审查之作用。纳吉所说的“审查”，仅止于不再使用诸如“涂黑”内容这类“不效率”方法，实无论及整个媒体审查制度。
纳吉论称要“以法律手段应对”外国媒体，就他引新闻部长莱士雅丁起诉部落客诽谤胜诉，获判赔马币30万元名誉损失赔偿及10万元堂费为例来看，所谓“法律手段”包含向媒体发动诽谤诉讼，已是不言而喻。
“涂黑”和诽谤诉讼都是可恶的审查手段，两者相比，后者又远比前者糟糕，因为“涂黑”进口报刊，耳聪目明的阅听人仍可经由互联网查阅原文，但诽谤诉讼却可阻遏新闻从业员撰写调查性报道和尖锐评论；其后果是：一、新闻从业员不（敢）写，甚至从采访线上撤离（例如1999年因报道法院徇私而被判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的《远东经济评论》吉隆坡办事处主任Murray Hiebert，出狱后便离境到美国任职），阅听人即使上网也无法获得所欲的媒体内容；二、对本地媒体产生杀鸡儆猴之效，进而造成或加重寒蝉效应。
1990年代马哈迪主政时，政客及亲政府资本家动辄向学者、媒体和异议份子发动“巨额诽谤诉讼”而造成寒蝉效，应已无庸赘述。即使巨额赔偿趋势在莫哈末赛丁出任联邦法院大法官时（2000-2003年）稍有逆转，但2008年又开始出现援引《刑事法典》第500条的刑事诽谤罪名起诉异议份子之趋势；由于最高刑罚可判处两年监禁，其杀伤力要比《1957年诽谤法令》的民事诉讼（败诉仅需支付名誉损失赔偿金和公开道歉）强多了。
检讨不必然是松绑
以法律行动取代“涂黑”等审查作业，看似符合“法治”精神（例如刘鉴铨曰：“让法庭，而不是一些政客或公务员，裁决我们的对或错”），实则不然。在1988年司法危机造成司法独立崩溃、法官任命与升等皆由首相拍板的国家，“交由法院裁决”恐怕将产生更严重的寒蝉效应，因为人们不信任法院有独立自主性，自然不会天真地相信有望以司法途径抵抗政府的法律打压行动，反之势将选择步步为营，以免惹官非。
每当政府高官信口开河说要“检讨”媒体法规时，主流媒体就赶紧鼓掌叫好，但“检讨”（review）一词不含“修订”的后续行动之意；即使有“修订”的后续行动，亦不必然就是“松绑”，反之可能是“勒紧”。“检讨”不效率的审查手法之后，改以“法律手段应对”，乃“勒紧”更甚于“松绑”；这不仅谈不上是新闻自由“前进的一大步”，反而是“倒退的一大步”！
我国新闻自由要有“前进的一大步”，仅是废除或修订《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并不足够，国人至少得携手促成三项庞大工程：一、重建司法独立，并将马哈迪任内攫夺的司法裁量权重新归还法院（例如，《印刷机与出版法令》规定，内政部长就出版准证或印刷机执照所做的任何决定，法院无权以任何理由置喙）；二、废除或修订各种媒体法规或其中不合理、违宪之条款，除了《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之外，尚有《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及《1948年煽动法令》等；三、长远而言，应责成以促进和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舆论多样性为目的的政策和法规介入，例如禁止媒体垄断、保障公职参选人公平近用媒体之权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