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1-2014.02.24【公正报，第8-9版】《热点》停刊命运未卜 新闻自由沦为首相特权
【庄迪澎】内政部在上个月（2013年12月）吊销英文时事周刊《热点》（The Heat）的出版准证，内政部虽否认是永久性撤销出版准证，“只是暂时性吊销”（only being suspended temporarily），但是至本文截稿时，已迄一个月，《热点》仍然命运未卜。
《热点》被吊销出版准证之前，已经连收并回复了两封内政部指示解释的信函，但仍逃不过遭吊销出版准证的下场。至于为何遭此待遇，媒体圈的说法是因为《热点》的11月23-29日摘引已在国会公布的材料，以《全民关注大手笔首相纳吉》（All eyes on big-spending PM Najib）这个封面标题报道首相夫妇穷奢极侈之作为（包括罗斯玛搭乘政府专机出国），因而惹祸上身。
不过，内政部长的新闻秘书法兹莉（Kol. Fadzlette Othman Merican）提出一套毫无说服力的说词：《热点》遭吊销出版准证是因为《热点》的出版准证订明为“商业周刊”，但内容却像是一份日报，含有时事新闻，包括来自国会的文章，以致违反准证的规定。她认为，杂志应该是特写风格（feature style）。
事实上，根据《热点》早在去年九月已获内政部批准将其出版准证列入“时事”（current affairs）类别。《热点》之所以遭殃，原因只有一个：它踩到“底线”了！
何为“底线”？马来西亚的媒体法规，包括《1948年煽动法令》，对于可为和不可为都是模糊界定的，比如什么具体情况才算是“引起社会不安”、“危害族群和谐”，并无判准，内政部或其他执法机关认定可能有此效应，那就是了！这种模糊一方面让国阵政府的执法工作可以便宜行事甚至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则对媒体业者（和其他公民）产生效果最强的寒蝉效应，因为不知具体的“安全”界线在哪里，业者为求自保，自我审查的尺度就尽可能收紧。
“柿子挑软的吃”
我国传统媒体有个不明说的默契，就是不得不批评政府时，若非以有限的力度批评，就是“柿子挑软的吃”，把批评的对象只锁定在公务员的层级。若有剑指从政者，则只挥向权力相对较小的部长（如农业、原产业、人力资源、乡村发展等部门）、副部长（内政部副部长除外）或他们判断正在失势的掌权者。
至于首相、副首相和内政部长这些位高权重的阁员，“碰不得”是传统媒体的默契，而司空见惯的做法是，假使他们的决策有失误，传统媒体不得不提以维护某种“敢怒敢言”的形象时，他们会批评说是官员执行不力所致。总之，千错万错，位高权重者不会错。
换言之，《热点》做了素来传统媒体不可为之的事：把首相（还有和他一样恶名昭彰的老婆）摆上台。尽管《热点》所摘引的新闻材料是国会文件，尽管它并没加以评论，但是在纳吉夫妇穷奢极侈之举备受在野党攻击、而且民间正在为物价高正怨声载道之际，把此课题放在头条引起关注，在国阵当权者眼里，必然视为“与敌人乃一丘之貉”，恶意令纳吉难堪。
“首相碰不得”
“首相碰不得”的传媒文化，其滥觞可追溯至马哈迪。马哈迪堪称马来西亚的“媒体操控之父”，我们今时今日所见的媒体控制系统，无论是法律管制或是党营企业和朋党掌控媒体拥有权，都是在马哈迪首相任内完善化，包括两次修订《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及两次修订《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参阅背景（一）】，更别说在1987年10月发动代号为“茅草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
上述修法赋予内政部长连法院都无权置喙的超大权力，报章的生杀大权操之于内政部长之手，加之以“茅草行动”产生的白色恐怖氛围，乃至往后这场大逮捕行动经常被人有意无意提出来作为“警戒”，导致媒体从严自我审查、新闻自由空间愈见紧缩。对马哈迪而言，这是“求仁得仁”，因为他修订《官方机密法令》和《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时，正值政治危机接踵而来、金融丑闻此起彼落之际，修法压缩新闻自由空间意在抑制媒体揭露各个丑闻的内情。
因而，在马哈迪在位期间（他曾从1986年起长期兼任内政部长，直至1999年），曾有写评论或专栏的作者大抵都有此经验：批评马哈迪的文章，或关于马哈迪的负面消息，要嘛没法见报，要嘛就是编辑动了“大手术”之后方可见报，而且删掉“马哈迪”的名字，改成“某亚洲领袖”或“某国领袖”之类的代名词。
显然，自马哈迪开始，“首相”及“内政部长”就代表了新闻自由的底线。底线何在，或尺度的宽紧，系于一人。一方面是“冒犯”这些位高权重者的内容不容刊登，另一方面则是，只要符合这些位高权重者的利益，原来各类法规不容许刊登（更别说渲染）的内容，都可经由他们默许而享有最大程度的“新闻自由”。1990年代初，马哈迪为了合理化他修宪废除统治者的免控权，马新社和主要报章都成了马哈迪的宣传工具，大肆报道一些皇室成员的不当行为（在平时，这些内容乃为《1948年煽动法令》所禁止）。
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之后，虽然人们普遍承认舆论管制相对宽松、新闻自由空间相对扩大，但是内政部“修理”媒体之情事仍时有所闻，较为轰动的当属2005年导致《中国报》遭殃的“裸蹲案”及导致《砂拉越论坛报》（Sarawak Tribune）永久停刊的“亵渎回教先知漫画事件”。
而且，对首相的负面评语或非议仍是令内政部感冒的媒体禁区，这点并未因阿都拉的相对“无为”而有所改变。2008年3月8日全国大选前夕，《时代》周刊 （Time）的一篇专文《选票定位》（Poll Positioning）批评阿都拉的政绩、提到阿都拉的私生活，以及其夫人珍阿都拉（Jeane Abdullah）的打扮等“敏感内容”，结果内政部勒令本地代理商抽出此文，方可让当期杂志在市场上销售。内政部官员也证实，报章杂志在大选期间刊登的一些牵涉政治、宗教等议题的内容，特别是抨击阿都拉巴达威和质疑内阁决定等“敏感内容”也被抽起。
纳吉在2009年4月3日宣誓就任第六任首相，就职前后一星期，至少在四个场合高谈阔论新闻自由，试图藉着主流媒体涂脂擦粉，打造尊重异议的开明形象。那些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话言犹在耳，他在就职六天后召开宣布政府团队的记者会时，就禁止《独立新闻在线》的记者入场采访。
事实上，纳吉在2009年就任时，马来西亚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的新闻自由指数（Press Freedom Index）里排名第133位，到了2013年却已滑落至第145位。纳吉任内其中一件最轰动的侵犯新闻自由的事件，莫过于警方在2012年4月28日的“净选盟大集会”殴打多名值勤的摄影记者，有些还被扣留。即便是许多人认为享有极大自由的网络空间，也难逃纳吉政府的挤压，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3年10月发表《2013年网络自由》（Freedom on the Net 2013）报告书里，马来西亚在全球网络自由排名中猛跌七位，从2012年的第23位滑落至2013年的第30位【参阅第69期《公正报》本栏，或点击这里。】。
《热点》命运未卜，即便它最终只是“暂时性”停刊，在某天获准复刊，内政部勒令停刊的举动都势将对其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网络媒体日益普及后，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偶然”勇敢一下，试探性地踩一踩新闻禁区以挽回读者，但经《热点》一案后，可预见的情况是《热点》将不再勇猛如昔，其他同业则将回缩几步，并战战兢兢地挣扎是否该报道可能会被视为“冒犯”纳吉的新闻题材。
背景（一）
马哈迪分别在1984年及1987年修订《印刷机与出版法令》，1984年的修订影响层面不大，1987年的修订则大幅度扩大了内政部长管制印刷机及出版物的行政权，以致法院也无权推翻内政部长的行政命令。1987年印刷机与出版（修订）法案通过后，经使内政部长掌握以下四方面的绝对权力。（1）管制印刷机执照；（2）管制报刊出版准证；（3）管制“不受欢迎出版物”；（4）管制“虚构新闻”。
《官方机密法令》则分别在1983年及1986年修订。1983年的修订加重了谍报活动的刑罚，1986年的修订则扩大“官方机密”的定义，不再只限于官方机密法令列表中指定的官方文件，内阁部长、州务大臣、州首席部长或他们所授权的官员随时可将任何文件列为“官方机密”或解密，无须由国会批准，法院亦无权以任何理由推翻。此次修订也加入了“强制性监禁”（mandatoryprisonment）的刑罚，违法者的最低刑罚是监禁至少一年，最高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