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01【当今大马】论新闻的中立客观（上）
【廖珮雯】柔佛某私立学院新闻系的学生，上学期习修短片拍摄课程时，选择边加兰题材，反映一些受害民众的心声。在选择的题材和拍摄内容上，学生和授课老师意见不合，冲突点主要为两点：一是题材过于敏感，二是内容不客观，不符合新闻应平衡报导，遵守客观呈现的原则。
由于授课老师来自媒体业界，其对学生选材不符规格的依据，主要来自业界的作业方式。边加兰课题敏感，是因为其涉及政府的大型石化工业发展计划；内容不客观，是因为学生仅反映受害一方的心声，没有其他涉及单位的看法。
此案例可以问三个问题：
1）如果内容不客观，要达到相对客观，其实只要稍微加入发展商和政府响应即可，并不能构成极大错误。若根据上述新闻学观点，报导公众利益，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的理念远比客观还值得肯定，为何老师不肯定学生这方面的用心，反而强调指责其内容不客观？
2）为什么内容敏感和不客观，是放置在一起评论？
3）为什么国外媒体学者已有论述“新闻客观的不可能性”，作为新闻系老师，同时也是媒体从业员，仍坚持中立、客观，至关重要？
此案例有两个重点：其一，老师容许学生发表异议的空间宽窄；其二为整体社会氛围对“中立客观”价值观的崇尚。
“客观”非至高无上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写新闻讲求中立（neutrality）、客观（objectivity）、公正（fairness）、平衡（balance）、查证（verification）、准确（accuracy）。这是新闻的基础知识，尤其新闻学书籍必定提到这些标准。这主要因为新闻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事情的真相，反映真实，因此作为消息的中介－新闻（或承载消息的媒体），不能扭曲内容，制造假讯息，影响读者的观感和看法。因此，上述6项标准对新闻来说有其必要性。
除此，新闻写作大学课本《新闻报道与写作》（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作者梅文曼彻（Melvin Mencher）在书中提到记者的使命感：记者对开放社会具有使命感，在工作上崇尚民主价值和道德。显然地，记者必须对威胁每个人公正、平等和自由参与小区生活权利的机构和活动警觉。
他在书中多处强调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和民主价值（democratic values），也提到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的新闻理念。他在论述了上述6项标准的必要性后，强调新闻在民主社会里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公众利益。
从上述数个观点来看，至少可以确定，绝对客观中立不可能存在，它是一种新闻专业伦理追求的原则。然而，即使无法达致绝对客观，记者仍必须尽量做到相对客观，多角度报导。但不代表“客观”是至高无上、类似最高级别的道德标准，反而较多是一种工具性功能。
若学生自主性受限发生在私立大专内，其政治结构因素不是主要原因（如马大教职员和学生的言论自由被限制、大专法令的牵制）。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专教职员和学生在言论发表上相对自由，因此容许学生发表异议的空间，一来和老师的个人态度、教育背景、个性相关，二来与其接收的普遍认知相关。这里普遍接收的认知，我暂且诠释为隐藏式社会价值观。而新闻中立客观的工具性功能，已经成为此类社会价值观，并主导整个社会思维。
现实乃社会建构
社会价值观如何形成？根据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在1966年的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强调社会建构理论，简略来说，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系统中，长时间熏陶和互相影响后，观念和思维的再现，都与社会成员互动相关，进而形成理所当然的约定俗成，当所有社会成员都进入此再现的思想和社会体系，认同并不断再现，久而久之被制度化，深层植入社会中。因此，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社会现实。
按照社会建构论，不论社会价值观的内涵是甚么，强调的是知识、观念和信仰等，主要由社会成员共同形塑，而非客观存在于人类之外所拥有的本质。
因此，学生发表意见，老师如何对待异议，以及异议内容为何，两者认知都来自于社会成员对观念的社会建构。
社会本来就是有机体，从新闻文本可看出其与社会思维的交互作用。根据框架理论，形塑新闻框架的三个框架，包括消息来源、新闻记者和读者本身。三者在诠释新闻内容时，都受社会氛围和认知基模的影响。既然新闻框架无法达致中立客观，同样地，强调“中立客观”的社会价值观，倒过来也是一种被影响的社会认知。因为从新闻专业伦理的角度来看，“中立客观”更多是一种工具性功能，但在此案例的情境下，已成为一种判断性的价值观，与公平、平等、人权、正义的价值判断等同。
掩饰复杂的政商利益
要解答上述三个问题，除了社会建构论，还要回归本地媒体界的生态情况，也就是社会成员建构观念的社会背景。我大致归类为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大部分媒体／报馆的主管不是新闻学背景出身，而且目前职位非常高的主管多为以前中学毕业就当记者，之后慢慢升上主管位置，对新闻处理的手法和观念多为继承传统留下的方式，但是对新闻学的学术性理念和理论几乎没有概念，尤其对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发展和理论典范的转移，所知不多。
第二，由于本地市场要求媒体从业员／记者为记录者、撰稿员，技术含量高，对记者的独立批判思考和逻辑思辨能力要求不高。本地媒体教育也倾向培养技职能力高的媒体从业员以符合市场需求，不强调新闻学理念的训练。加上一些媒体从业员本身的驯化问题、饭碗问题、思辨能力等，形成整体素质的情况。
第三，媒体对“中立”价值的神话性塑造，使社会氛围普遍充斥“中立就是王道”的迷思。举例，《星洲日报》周刊刊登一篇专访台湾著名社会文化批判学者张铁志的文章，题目是“文化知识分子的景深”，引言描述张铁志：“近年移居香港，接下《号外》杂志主编的他，论及两岸三地时代议题时，也有中立、清晰且亲近的关怀”。若有跟进张铁志的面书，发现他其实言论立场清晰，并非中立，也写了很多批判政府和时局的文章。如此奇诡的配套组合，让人一惊。
报章如此处理可说是通过文化评论者塑造其报格形象，将诸如张铁志这类文化批判学者的格局等同其报格格局，藉此把报章崇尚的中立价值观偷龙转凤地置换于学者的形象上，于是报章、学者、中立、知识分子、文化，在此文化符号再现上，形塑了一组讯息：文化知识分子即使批判时局，也是拥有中立、清晰且亲近的关怀，和报章的文化形象符合。如此神话性地创造一组文化符号，赋予中立的价值观，打造报章文化形象之余，也藉此建立社会主流价值观。文化符号剔除报章垄断的本质、与政商错综复杂的关系，塑造的报章文化形象是去结构、去历史的。另外，报章惯常将版位分隔为两半，报导两方立场，藉此加强报章中立的立场和形象，强调此价值观的必要性。
因此，媒体业界对“中立客观”价值观的崇尚，至少来自上述三项因素：1）高层主管对中立的新闻处理要求；2）媒体从业员跟随、接受、内化为价值观；3）媒体机构由上至下对此价值观的建构、符号再现，进一步形塑为社会迷思，使社会氛围介入新闻“中立客观”的工具性处理方式，成为一种判断性的主流价值观。
接下来，需要问的是，为甚么是“中立客观”？这可以从权势者的工具角度去理解。
2015.04.02【当今大马】论新闻的中立客观（下）
承接前文案例，若要追问“为甚么是中立客观？”，可从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图塞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理解其作为权势者统治思想的工具。
在案例中，老师对学生选择边佳兰作为题材有意见，成绩最终低空飞过，理由是内容题材敏感和不客观。该意见内容被老师认为是“异议”，他／她对“异议”的知识和认知，来自其对意见内容的社会建构。
而意见内容之所以是“异议”，必须先了解为何该意见会成为“异议”。新闻系学生拍摄边佳兰短片，和老师的冲突点在于“题材敏感”和“不客观”，这两点会成为“异议”，很大程度和主流价值观有关。前文已论述“中立客观”成为判断性的主流价值观，本文延伸讨论其如何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
认知与权力宰制
法国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右图）的意识形态理论，将国家机器分为压迫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发展马克思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概念，认为社会形成由三项实践构成：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
他强调，经济作为下层结构，其生产形式（mode of production）决定上层结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上层结构则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扮演重要的主导角色。经济生产形式决定统治阶级和低层阶级的社会关系，例如，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为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则为资本家和劳工阶级、消费者。
社会关系确定哪种上层结构的实践具主导地位，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协助统治阶级来维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资本主义为例，为了维系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统治阶级（资方）通过国家机器来确保劳力的供应，并鼓励消费，以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持续再生产。
意识形态在运作模式中是“彻底无意识”的。其中被归类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包括教育和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体系（图像、神话、理念或概念）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隐形和象征的形式再现。通过再现的实践，形塑主流的隐藏式价值观。
这可以很好说明，人们对认知和观念除了社会建构，还包含权力宰制。统治阶级为了维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内（教育和媒体），灌输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主流价值观，并通过多元性的文化工具，包装且隐匿地形塑社会认知和观念。之所以是隐藏式的价值观，是因为意识形态在再现的实践过程中，去除了体现经验中的矛盾冲突。
掩饰严重阶级分歧
在马来西亚，为了维系新经济政策（经济生产形式）衍生的社会关系，统治阶级（政商权势集团）采用“中庸和谐”的价值观，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宗教、文化背景，这类价值观为统治阶级再生产了生产关系－－Alibaba（巫族和华族结合）政商结构，藉由种族的不断分化（所以要挺中庸），来掩盖阶级严重分歧的现实。
自从1970年代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各方面虽出现种族不平等政策，在经济生产形式上，逐渐形成土著和华族结合的朋党裙带关系，经济学者称为“阿里巴巴”（Alibaba）。为了维系此政商结构关系，处于上层结构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教育和媒体，一些成为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在打着保卫族群教育、传承文化的旗号下，传达统治阶层的隐藏式意识形态。观察私立大专董理事的背景，媒体的经济结构，都说明资本结构类似“阿里巴巴”的政商结构。
在激化种族宗教文化的课题之余，赋予中庸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在大马情境中最应推崇的道德标准，这可在某中文报近期极力推广的“挺中庸”观察到。而社会氛围对中庸的推崇，也呼应政党强调的“要稳定，不要乱”、政治人物高唱“一个马来西亚”的和谐价值观，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推广，形塑为本地主流社会价值。
主流价值观形成，附着于教育机构和媒体的意识形态，以权力运作的方式，由上而下推崇“中庸和谐”。若应用在新闻议题上，只要题材不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可轻易以破坏“中庸和谐”为名，指“题材敏感”和“内容不客观”。学术和言论自由必须有限度，新闻也必须“中立客观”，并将新闻价值的“中立客观”无限放大，成为新闻专业伦理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立、客观，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应抱持的思维，在朝野政党竞争激烈的当儿，走中间路线成了整体社会思维。然而，经过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操作，属于中庸之道的智能和新闻原则的中立客观的本质，在此情境下，还剩下多少？而在争论看法是否中立客观时，又掩盖了多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本质？
“中立客观”之用
若将“中立客观”的意识形态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可以有以下用途：
1）借口：在谈论争议性议题时，只要一方的意见和统治阶级的立场不符，指对方“不中立客观”，来合理化统治阶级的立场，避开讨论议题的深层结构和内涵。此借口多为媒体（尤其高层）、政治人物、社团领袖所用。
2）安全地带：只要保持中立客观，不触碰敏感题材，就是正确的做法。这其实是让自己切割于所有和社会议题相关的事物，让自己“安全”立足／置身于风险之外。“中立客观”无形中成了某些人的护身符。
3）对付异己：“中立客观”成了不需实在立论点，只要立场不同，就可指他人“不客观”的简易词汇。“中立客观”成了价值判断的判准，这个工具很好用，因为一旦有立场，一旦超越中立的界线，就是偏激、主观。主观偏激就是有罪，或不符合马来西亚中庸的国情，因为我国是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宜过激。于是，不中立＝不客观＝不中庸＝偏激＝主观＝暴民＝破坏社会和谐＝影响多元种族文化宗教和睦共处＝制造混乱（或重现513事件）＝反政府＝……最后被分析“有罪”，必须纠正回来，改过迁善，挺中庸。
4）排斥／打造社会异类：当“中立客观”成为主流价值观，坚持“不中立客观”者、有主观立场者，会被打为社会异类，这意味此一群体被污名化，被“有罪化”，进而被社会成员排斥，或成为沉默的一群，或改变看法来符合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
院校助权势者维稳？
当国外的媒体研究已进阶到探讨文本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关系时，我很惊叹于我国仍纠缠于“中立客观”的辩论和强调“中立客观”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述。这已经不是甚么新闻学观点或媒体伦理，而是背后隐藏的势力在利用“中立客观”价值来维系其政治经济权力的稳固，而制造属于马来西亚式的“中立客观”。
原本应推展学术自由的私立大专的新闻系内，在上述社会氛围下，成了协助权势者维系政经权力的棋子，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内，通过惩处的方式对学生洗脑，一切有违“中立客观”这个最高指导原则的教条，都必须被指责和受罚，最终限制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思考能力和想象。 ‖ 原文出处（上） ‖ 原文出处（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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