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7【当今大马】新国少年被控，媒体报道失控
【廖珮雯】本月初在报章看到转载自新加坡的新闻，报道在网络视频辱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少年上庭。新闻标题打着“辱骂李光耀 累父道歉 少年被控上庭暗笑”。
新闻内容先描述少年罪行和案情发展，前面三段就以大量文字描写父亲“代儿鞠躬向总理道歉”，描述父亲“语带哽咽”。
写此文的媒体，将父亲充满反省式的道歉举动，和少年“上庭‘暗’笑、‘窃’笑”一种死不悔改的态度，形塑两者鲜明的对比。
虽然这在新加坡世代差距来说，这也的确反映事实，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领袖的不同认知和态度，但是一则新闻事件可以有多重报道角度，媒体选择如此取角，着重“反省道歉vs. 死不悔改”，强调对立的报道角度，却是媒体主观性的框架选择。
媒体如何形塑少年的死不悔改？首先，媒体选用“辱骂”一词，而不是少年发表看法，或表达负面不满情绪等较温和的字眼，显示媒体对于少年的行为是非常反感且有道德价值判断的。
媒体拿起道德谴责角色
媒体在社会上有教育规范民众的角色，当媒体并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监督政府时，这显示媒体正在扮演社会道德规范者（行为由政府规范）的角色，协助执政当局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什么行为不可以做，媒体会告诉你（恰恰某些行为在其他国家可以，在新加坡就是不可以）。
因此，媒体通过“辱骂”用词表示，你不能这样做，社会是会谴责你的。而且，这显示社会对于“异议”的接受度低，你不能公开提到和社会主流大众（或政府不允许）的说话内容，你是会被惩罚及被整个社会唾弃的。
另外，“累父道歉”也充满主观意识。对比去年三月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在冲撞行政院那场担任总指挥的魏扬，其母亲多次撰文，叙述孩子的成长经历和父母的想法，都是进步开放的思维，绝不会有孩子“拖累”父母的感觉，父母反而以孩子勇于发声的行为而光荣。但在新加坡发表看法，却变成“累”了。
再者，媒体在描述少年离开法庭时，“面对镜头‘毫不胆怯’，‘还’向镜头挥手微笑”，当中“毫不胆怯”和“还”用词，就充满媒体的主观价值。
若在其他允许自由发言、批评领袖的社会，是不会使用这类“谴责性”字眼，少年的行为是有争议空间，但在新加坡社会就直接被打为“有罪”。少年的从容淡定，被媒体潜台词描述为“已经有罪的人，不知悔改，竟敢还微笑面对媒体”。而且，媒体多次描述少年“暗笑、窃笑”，也有同样道德谴责的意味。
潜台词是听话才是好事
除了少年父亲的鞠躬道歉，媒体也描述了母亲“大义灭亲报警捉人”，儿子的行为让她“束手无策”，承认孩子“难教”。父亲的反省是对社会的公领域，母亲的反省是对家庭私领域的管教无方。
通过母亲的口，描述对孩子“束手无策”和“难教”，显示勇于发表看法的孩子，让大人／家长束手无策，潜台词是家长（或政府）要的是完全听话的乖孩子，不能发表家长不允许的看法。
“难教”用词，也表示不听话不乖的孩子，就等于难教，是“坏”孩子，而家长要的是“好”孩子。何谓家长（政府）要的好孩子？就是完全跟随政府／主流社会价值观，实践在思维和行为上，不能提出（甚至拥有）异见的一群共同思想的个体，才会成为新加坡家长式政府的“好”孩子，才是“无罪的”。而这群“无罪者”是通过家长式威权的压迫和恐惧，制造的一群个体。
此外，这段描述，充分表现了新加坡家长式威权管教社会，孩子是要教的，不教行为就会变“坏”。于是政府＝家长，人民＝孩子，如此的意识形态充斥整个新加坡社会，不能任由孩子（人民）自由发展他／她的思想，自由就会乱，乱就会变坏，破坏“大义”。
把不效忠李光耀有罪化
需要问的是，这个“大义”是甚么？从此案例，不只是家长式威权管理营造的恐惧和服从，遍布新加坡人民的心中，当中父权的“大义”更甚于母权，就像一个强大的影子笼罩，如李光耀之于新加坡人民一样。
而为了“效忠李光耀”的大义，处于私领域的母亲报警，动用公领域的警权来维系私领域秩序紊乱的情况。新闻后段通过访问少年友人对少年的负面看法，来合理化动用警权，代替家长进入私领域管教少年的行为。
媒体整篇报道，不仅妖魔化自由发表看法的少年形象，使“不效忠李光耀”思维和行为“有罪化”，应予以道德谴责、法律惩罚外，也让父母和家庭面对整体社会的责备，必须强烈反省自身的管教无方，成为社会其他个体警惕，最终进一步强化政府是最终大家长的形象，警方是大家长的执行单位，人民不得成为不听话的坏小孩。
这也可以理解，为何李光耀先生逝世后，这么多人在雨中“含泪”送别先生了。 ‖ 原文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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