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迪澎，原载《独立新闻在线》（2006.10.30） 原文出处 ‖ 下载PDF档
【寒蝉有声／庄迪澎专栏】我在拙作《看破媒体》（2002年）收录的几篇媒体评论文章及多场演讲中，曾粗略的提出我对在马来西亚推广媒体教育的看法，主张除了在大专院校开办、设计以知识训练为本、技术为辅的传播学教程，也应推广“面向群众的媒体教育”。前者是学院式教育，让传播学本科学生不仅仅是掌握媒体生产技能的专业技工，更是对媒体和社会有透彻认识、反省甚至批判能力的媒体知识分子；后者则是一种“通识教育”，让不是传播学本科专业的公众，真正认识所谓“大众媒体”究竟为何物，以及媒体如何左右他们的思维，进而当个有能力辨识、抵抗媒体讯息的“积极阅听人”（active audience），而不是被动让媒体洗脑的消极阅听人（passive audience）。
所谓“面向群众的媒体教育”，其实就是“媒体识读”教育。“媒体识读”的目标，扼要的说，是要训练媒体阅听人对大众媒体有“批判的认识”，进而加强他们“近用媒体”及与媒体互动的能力。教育阅听人一方面可保护阅听人成为媒体操纵的牺牲者，同时又争取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讯息传播权；长远而言，则有助于推广媒体监察与改造工作，打造相对健康的媒体生态。
自第一份（英文）报纸在1805年创刊以来，马来西亚媒体业已有201年的历史；中文报业起初较晚，但全球公认的第一份中文报章《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中文报业历史也有将近两百年光景。电视要迟至1963年才首次在马来西亚出现，43年历史虽短，但过去十年堪称快速增长，而且商业化的程度及影响力之广，都远高于印刷媒体。
因应媒体业的人力需求，国立及私立大专院校纷纷设立传播学系，以求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中分一杯羹，因此教程大多数偏重用来生产“媒体工作人员”的实务训练，对许多年轻学子而言“沉闷、不实用”的理论研习则避重就轻。由于大专院校本身都轻视批判性认识的重要性，主事者没有要在社会推广“媒体识读”的自觉和心志，也是预料中的事。
认识熟悉但实际上陌生的媒体
就华人社会而言，尽管马来西亚是全球中文报章的发源地，甚至迄今仍存在的最古老报章也在马来西亚（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但是多年来（至少独立以来）华人社会一直都忽视“媒体”及“媒体教育”的重要性，造成华人社群长期以片面及刻板印象认识他们所“熟悉”但实际上陌生的“媒体”或“报业”。
华人社会对媒体和媒体教育的忽视，至少可归因于两个因素：
一、独立以来，华人社会一直深受种族政治的困扰，在政治方面遭遇不断远离政权的挫折，在经济方面碰上土著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打击，在文化方面又要力抗单元化的国家教育政策及国家文化政策，结果华人社会的资源和注意力几乎都投注在那些有“明显而立即利害效应”的“政经文教”议题与工作上。
二、华人社会对教育的情感，仍是比较偏重与传承文化有直接关系的文史科，“中文系情结”尤其显露无疑，而且这种“迷信”中文系的情结，迄今仍然浓厚。以新纪元学院为例，中文系不是学生人数最多的科系，但是却是得到最多华团及个人赞助奖贷学金的科系。虽然早在1978年我国已有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闻专科班，后来也先后出现三家新闻传播学院，但是碍于主事者对媒体教育的认识及师资所限，这些新闻传播学院的教程偏重新闻编采的技术训练。尽管为中文报业编采部提供了不少人力资源，但是却也强化了社会和业界对传播院校及媒体教育的刻板印象，把它看成是文科版的“技职教育”而已，而传播学院毕业生也仅是能熟练驾驭文字的技术人员罢了。
媒体文盲的迷信
因此，华人社会对待媒体的态度，感性更甚于理性，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也不必惊讶公众对媒体讯息深信不疑，以为“报纸都这么写”的事物就是事实，因为我们还在念小学的时候，老早就被“灌输”一种刻板印象：只要看报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小时候受到误人子弟的教导，长大后社会上媒体知识缺席，要求这些越听人都能对媒体有“批判的认识”，失望的可能性自然高了许多；而在马来西亚这种备受种族政治幽灵困扰的社会，像“以优秀的中华文化垄断报业”及“建立强大的中文媒体集团抗衡西方媒体”这种听起来堂而皇之的谬论，自然也能轻易俘虏很多“迷信”媒体有为族群请命立言及“正义之上”的道德高度的媒体文盲。
今时今日，执政党主导的媒体垄断（media monopoly）局面已然成形（只有不学无术的党棍才会死撑“没有100%控制不算垄断”），巫统控制的首要媒体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已垄断所有私营无线电视（它还控制电台和报纸）、马华公会控制《星报》、中文电台98.8，还有南洋报业控股的20%股权。和执政集团党要过从甚密的砂拉越人联党前副主席、前财政、前上议员张晓卿，垄断半岛中文报业也成立既定事实。媒体集团化、集中化、商品化乃全球资本主义狂潮之成品，阅听人必须学得一套“媒体防身术”，方有可能免于成为为资本家及权力精英服务的媒体宰割的羔羊。
“媒体识读”是前瞻性的建设工作
推动“媒体识读”教育，短期内它是消极的抗衡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及防治其后果的应对之道；长期而言，它却是一项前瞻性的后方建设工作。
一、“媒体识读”可以为新闻自由运动建立“积极同意”（active consent）的基础。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运动慢如龟步，主要原因是把新闻自由当一回事的人太少，大多数大并未体认这种“抽象”的概念究竟和他们安身立命有何关联。就其因，乃因为国人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意义乃至其正当性缺乏基本的原则性共识，以致我们多年来对新闻自由的讨论一直停留在争论当权者那套“新闻自由会造成多元种族社会动乱”的文化霸权论述或“没有100%控制算不算垄断”这类肤浅的“愚”论，未能结合社会资源与力量共同争取新闻自由。
二、“媒体识读”是为媒体“解严”做好准备，尽管媒体“解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条漫漫长路。虽然就政治意义而言，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乏善可陈，难望成熟民主社会之项背，但是国内媒体业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及商品化（commoditisation）的速度与程度堪称一日千里。各国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商业化及商品化的媒体业“盈利摆中间，道义放两旁”，成为社会主要乱源之一。媒体“解严”之后，林林总总的媒体乱像（例如侵犯隐私权、色腥煽）可能随之浮现，倘若阅听人没有抗衡媒体乱像的能力，无法向媒体乱像大声说不，则期待媒体自觉“净化”，恐怕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