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7【东方日报，名家】传播教育莫沦为“就业培训”――呼应庄迪澎撰《办学不止于开课教学》
【黄义杰】身为一名以新闻工作为未来志业的传播学本科学生，我曾深信：媒体工作者最好具备“三头六臂”，才能称职地完成工作。“三头”指各种其他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当然无法做到精通的程度，但掌握其中的若干常识是对媒体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六臂”则指各种实务技巧，如各种文本的写作、摄影、摄像、各种电脑软件的应用等。
犹记得过去在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求学时，不少同学对着许多理论课程大吐苦水，有些同学私底下埋怨，为什么“某某学院”的学生学这个、学那个，我们却得对着空泛抽象的理论发愁。不消说，“这个”和“那个”都是这些同学觉得可以发挥所长、大展拳脚的实务课程，而他们却与之无缘。
无论如何，这种课程设置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想法。正确地说，它丰富了我在知识方面的视野，虽然没有很好地满足了我对“三头”的渴望，在实务技巧方面也不能说满足了我对“六臂”的需求，但却让我有不一样的收获。其中主要强调对社会政治经济势力的批判的理论课程，让我重新思考，新闻传播工作更迫切需要的不是“三头六臂”，而是一种师长们更强调的批判思维方式，它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对已掌握的知识运用得当以便派上用场，以及无时无刻对权力伸出的爪牙（或橄榄枝）保持警惕与不卑不亢的距离。
至于实务课程，则因强调立足学校周围社区，挖掘其中的民生课题为对象，让我重新思考媒体本身应有的职业观应该是利他主义式的，而不是事事强调从内容产制中为自己（或雇主、广告主）牟利。
两个重新思考让我对媒体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就以为社会做出贡献来说，媒体的品格比它的能力更重要。同样的道理，传播教育，就和平时我们谈论“教育”本身时一直老调重弹的正确教育观是一脉相通的，即培养良好品格的学生比培养能力优秀的学生更重要。
学生处于校园阶段时，尚无太多或过于切身的利益纠葛，培养他们的正确世界观、职业观比培养他们的职业能力显然更为重要得多，以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毅力在这个残酷社会中长期搏斗而至少能独善其身，在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有所满足。这比培养有足够本钱在社会中大展拳脚却信念不坚，容易为利所惑的“人才”要好得多。
我之前的“三头六臂”想法只关系到工作能力方面，虽然严格来说并没错，但一个短短数年的传播教育课程，要做到能“武装”每个走出校门的毕业生都具备“三头六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它并不关系到传播教育最重要的部分。那选择侧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利他精神，激发学生以媒体应有的社会公器角色自居，渴望往后对社会做出有机贡献，以及对知识和能力匮乏的焦虑而走出校园之后仍会继续进修以完善自身（而不是培养一大群只愿意对考卷和分数付诸努力，走出校门后就不再拿起书本的学生），远远比把媒体当成一个普通的经济工业，只是培养一个又一个让这个工业机器运转所需的零件，无疑是更为合乎社会对媒体的期许。
我国不就是有若干长期为人诟病，与政商势力勾肩搭背甚至低头哈腰的媒体，某种程度上已是一股阻碍社会前进、为虎作伥的帮凶吗？纯以经济理性来思考，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媒体眼前的经济效益，但是阻碍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社会成本的损耗，就不是数目分明的账本可以算清的了。
由此看来，以往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侧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利他精神多于实务操作的训练，确实算是履行了较为正确的教育观，尤其当许多大学因应时代的脚步和各种压力从以往培养学生的知性与品行升华的学术殿堂到沦为一间一间的“就业培训所”时，某种程度上它算是成功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
今年，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度过了首个十年，博得了尚好的口碑，唯时代的脚步——尤其是各个原本高度与公共利益挂钩的领域如教育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脚步——并没有停止。能否时时在时代巨轮的转动中维持正确的教育者的姿态与做法，而不是先学生之前就已被利益所惑，随波逐流追求市场效益而沦为“就业培训所”，胥视媒体研究系有否对自身的教育哲学观做到“坚持中自我检视，检视中有所坚持”以追求动态平衡，这是一大考验。 ‖ 原文出处 ‖
•黄义杰是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2009年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