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迪澎（2011）。〈书写“我们”的报业史〉，古玉梁，《报业风云半世纪》，页6-13。吉隆坡：大众科技。 ‖ 下载PDF档 ‖
一、中文报业史尚待填补
1992年进入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传播学院念书，乃至毕业后的一段时期，虽然持续观察我国媒体业变迁，也写了一些从政治经济学途径讨论媒体议题的文章，例如新闻自由和媒体所有权，但专门讨论中文报业的文章较少。除了个人偏好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自从《建国日报》、《新明日报》及《新通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相继停刊，1992年朝日报业有限公司收购《光明日报》及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并购《中国报》和生活出版社之后，西马中文报业大抵维持“三足鼎立”的局面――市场竞争方面，《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中国报》相互牵制；所有权方面，则是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控股及北马的光华日报有限公司三家媒体企业竞逐――，在2001年以前没有令人瞩目的结构性变化。
开始把较多心力投注于观察中文报业，是2001年的事情。2001年5月发生“报殇”，不仅是我个人积极参与评论人的罢写运动和反收购运动，适逢我筹办的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开课，第一届学生也因缘际会得以关注、跟进和参与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其时浮现的焦虑，正是始于赫然发觉，虽然我国是世界中文报业的发源地，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全球现存最古老的中文报――《光华日报》――也在我国，但是探讨我国中文报业的学术论著却是凤毛麟角。面对这种窘境，我们委实无需对华社媒体识读能力之低、许多人轻忽新闻自由之重要性与媒体垄断之危险，感到讶异。
我国中文报业的学术论著奇缺，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国立大学传播院系的华人学者很少，而且未必有能力读、写中文，对中文媒体兴趣缺缺，几无以马来文或英文撰写的中文报业著述，难得一见的是已故马大中文系副教授陈应德（Tang Eng Teik，1988）以马来文撰写的《马来西亚中文报章的发展》（Perkembangan akhbar-akhbar Cina di Malaysia）（注一）。
二、早期的中文报人大多凭职场经验谈论一些微观现象、个人经验杂谈，或是以编年史方式整理史料，缺乏严谨的论述分析，例如朱自存（1994）的《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叶观仕（1996）的《马、新新闻史》、林景汉（1998）的《独立后华文报刊》（注二）、林景汉（1999）的《马华报业走向世界》等。
三、虽然随着研究所阶段的教育日益普及，开始培养出传播学与媒体研究领域的年轻学人，但碍于缺乏研究经费和资源，尚未能深耕和积累研究成果；虽有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或是较严谨的媒体评论文章相继出现，但关于中文报业的专书仍令人期待。
前述文献都是早期的作品，处理的史料也是截至1990年代初期。可以说，有将近20年的时间，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史留下了有待填补的空白页面。
虽然国内著述奇缺，主要来自中国的一些外国学者却填补了部分空白，例如程曼丽（2001）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崔贵强（新加坡）（2002）的《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彭伟步（2005）的《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赵振祥编（2007）的《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及彭伟步（2008）的《星洲日报研究》。
这些著作虽然以较大篇幅和范围陈述我国中文报业和报社的演变，但对于中文报纸在我国之处境、定位、文化角色的论述和内容分析，大多出于一种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思维，与在地政经脉络脱节，以致流于一厢情愿的想像。彭伟步以“星洲日报访问学者”身份到星洲日报总社考察写成的《星洲日报研究》，除了前述缺失，更是一本对《星洲日报》业主和高层歌功颂德之作，堪称以学术外衣包装的企业文宣产品。
二、报业变迁的六个现象
古玉梁先生新作《报业风云半世纪》全书七章，文长将近20万字，将1945年至2010年划分为1945-1957年、1957-1965年、1965-1981年、1981-1988年、1988-2000年及2000-2010年六个时期，叙述我国中文报业在这65年里的变迁，其中三分之二的岁月，作者都身历其境。由于身居企业决策要职，古先生掌握报社非管理层职员和外界未能掌握之第一手资料，并以当记者练就的书写功力，把一桩又一桩的内幕故事娓娓道来。这些故事，没有身历其境的外国作者难以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
有幸在《报业风云半世纪》付梓之前拜读全文，阅毕时彷如走完一趟时光旅行。若要稍加归纳，本书揭橥了我国中文报业变迁中至少六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一、“文人办报”传统的终结。中文报业素有“文人办报”及肩负某种特定使命的历史传统，例如传教、宣扬政治改革或革命理念，孙中山创办《光华日报》即为一例。后来，“办报”成了资本家为了宣传自家商品而规划的企业项目，例如胡文虎兄弟创办《星洲日报》。《报业风云半世纪》让我们看到，随着时代变迁，不仅是报老板已非文人出身，从前文人主持笔政的传统亦已消逝，编采人员不再是传统上以书写文学作品见称的文人，而是经过本科训练的新闻工作者。
二、报业不能自外于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是威权国家，若要把中文报业划成一片不受政治“沾污”的文化净土，简直是天方夜谭。沿着《报业风云半世纪》呈现的时代脉络，再次让我们见证不同时期的政治变迁、经济决策与资本追逐，都给中文报业的变迁留下深刻的烙印。从马新分家，到新经济政策，再到马哈迪时代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莫不如此。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大专院校的媒体研究与传播学系的教学，不能从政经脉络中抽身而出，在“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的真空里不着边际地议论何为媒体。
三、“人治”左右报社发展与报业变迁。在1990年代后期，中文报社逐渐转型，告别旧式的家族生意或个人生意模式，并走向集团化和集中化。虽然这种转型深化了现代企业治理，但是“人治”对报社的发展仍然产生重要作用。《南洋商报》比《星洲日报》更早转型、有更深化的企业治理（但是其高阶主管如总经理和总编辑彷如走马灯般流动），而《星洲日报》则由现任董事经理、前集团总编辑刘鉴铨长期主宰决策大权，“人治”色彩浓厚；但是思及《南洋商报》之没落与《星洲日报》之崛起，前者复遭后者兼并，此“人治”现象当可成为传播学者和企业管理学者之研究旨趣。
四、中文报业行销与发行手法的转变。《报业风云半世纪》让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1980年代，整体经济条件、识字率及工商业发达程度不如1990年代，其时七、八家中文日报并存，在规模较小的市场里求存不易，《建国日报》、《新明日报》及《新通报》相继停刊，印证市场无情。当时报社之间的竞争激烈，但不惨烈；反而在1990年代，工商业蓬勃、市场相对扩大，而争夺资源的业者减少了，报社之间的竞争却日趋惨烈，甚至赤膊厮杀。迄今仍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89年至1990年期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对峙恶化到在各自的报纸上向对手开骂，甚至藉着访问报纸代理商、派报人和“地方闻人”互相攻讦。个中实际因素为何，令人玩味，也值得探究；个人期待古先生未来另有佳作深入阐述。
五、新闻工作者沦为政客商贾之枪手。《报业风云半世纪》里对一些人与事的叙述，揭橥了某些编采部主管（不只是记者）兼职当枪手的现象。说开，这也不值得惊讶，我当记者时，同行赚外快乃公开之秘密，甚至有专司华团新闻线的记者撰写的所谓“专访”乃自己闭门造车，完成后交给“受访”的华团领导人过目，同意后再刊出。编采部主管也有林林总总的受贿形式，例如获得上市公司股票、买屋折扣、托儿所执照……等等，不一而足。这类有违专业伦理之情事，素有所闻，晚近却还有报社高层摆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宣称“本报记者绝不收红包”，委实讽刺！
六、《报业风云半世纪》着墨不少的其中一个题材，是资方与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及全国报业雇员职工会（NUNW）交手、周旋的经过，以及职工会的抗争对于报社命运的影响。毕竟作者纵横报业40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管理层的位子上，本书论及两个职工会时，资方思维有迹可循，例如提到1983年从陈群川手中接管《新明日报》且准备大展鸿图的林德民，因不满职工会索取相当数目的车马费，一怒之下提前完璧归赵；还有1994年《新通报》职工会反对董事会改组报社结构，劳资决裂造成该报停刊。个人殷切期待曾投身于职工会的报界前辈梳理他们的观点，展开对话。
然则，古先生对职工会角色的叙述，是前述其他著作鲜少甚至完全没有阐述的历史片段；他重现这些片段，对于帮助后进检验、反思当今报业的劳资关系，有鉴古思今的价值。倘若其时职工会的影响力确实如此强大，号称唯一代表1400名在职新闻从业员的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缘何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雄风不再，同样是值得探究的议题。当今的职工会领导人，是不是应该经由探索历史，反思如何复苏和再造职工会？
三、期许众声喧哗
我在2006年为古先生的另一力作《528南洋报变大揭密――我在南洋133天》作序，提到无论是对我国华人史、中文报业研究或新闻自由运动而言，2001年的反收购运动都具有非凡历史意义，是近代我国华人社会的一场具有标杆意义的社会运动。在该序文里，我讨论了五层意义：一、新闻自由开始成为华人政治的议题之一，是华社在政治上的进步；二、反映了华人社会新生代知识群体的浮现。三、“有道义，也有正义的群体”的浮现。四、体现了评论作者团结互助的精神面貌；五、反映了今后会有越来越多人关注，甚至严厉批判媒体的所作所为。
今年正值“528报殇”十周年，回顾这场难得一见的“评论人起义”，应补充的另一层意义，是它激发了中文报业著述之写作与出版，以及后来因应而生的原生新闻网站对中文报业重大演变之跟进与论述。单是在发生“报殇”的2001年，就有多本延续“报殇”脉络的著作面市，例如吕坚强的《报变96小时》、林德顺等人编著的《报殇――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20名评论人合著）、陈漱石编的《华文报变天全记录》及《华文报天变再记录》。尔后，又有“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在2007年出版的《黄丝带飘扬――2006年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
回顾前述著作，形容古玉梁是其中的佼佼者，并不为过。自2005年迄今，古先生在六年里出版了三本专书，从2005年的《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2006年的《528南洋报变大揭密――我在南洋133天》，再到这本《报业风云半世纪》，其体现的魄力与交付的心力，确实令人钦佩。
2001年的“报殇”固然令人愤慨，但是若非它导致古先生出任南洋报业控股顾问仅133天就得离职，这些年来古先生恐怕都在为丰隆集团苦思南洋报业的回魂术，以及浸淫于惨烈的报业市场争夺战之中，岂有闲工夫提笔写作，更别说检索、查证和梳理报业史料，以及约见各方关系人访谈，挖掘鲜为人知的报业内情了。这个历史偶然性，造就了三本具有珍贵参考价值的著作，也许是面对报殇难以力挽狂澜之残酷现实之余，一桩令人告慰之事。
历史不应只有一种说法，众声喧哗与论见相订有助于揭橥事件的不同面向与说法；例如，《星洲日报》在2008年出版的《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用上十多页的篇幅批评古玉梁，本书第五章至第七章对好些事件的叙述，恰恰是在回应这些批评。至于哪一方的说法较可信，至少读者有此机会自行评比与研判。
因此，无论学界或业界，无论微观或宏观，从不同维度梳理、检视中文报业的史料，或是将往昔事件留下文字记录，对于吾人重新发掘历史中可能被轻忽的片段、比对查证史料真伪，乃至重新诠释历史都会有莫大助益，应多多益善。我国中文报业史和新闻史的写作不应总是假手他人，因此我总是殷切期盼，学界和业界能有更多人凭着对在地脉络的掌握，书写“我们”的报业史和新闻史。
古玉梁先生六年来出版了三本书写中文报业史的著作，无论吾人是否认同其视角与剖析，他确实付出其心力丰富了我国中文报业史文献，亦为后进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产。是以，我欣然再次为其力作作序。
2011年4月7日，台北。
注释
注一：收录于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Eds.), Akhbar dan majalah di Malaysia: Sejarah dan perkembangan (pp. 90-113). Bangi: Jabatan Sejarah, UKM.
注二：收录于何啟良、何国忠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页131-197。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