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中华”的新媒介与现代性:新加坡中文报与社会发展(1881-1911)

“跨域中华”的新媒介与现代性:新加坡中文报与社会发展(1881-1911)
(2013年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黄国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加坡,因为自身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机遇等因素,在亚洲与世界经济中持续扮演着多样且多边的功能,特别是在其刚开始发展时,恰好是近代西方经济、政治与文化力量冲撞亚洲区域的时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让新加坡成为这些力量交汇的所在,使得民间社会迸发出独特与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涵。

十九世纪中期新加坡的“现代化”开始萌芽,且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在这个港市寓居与移动,其市场潜力为商业嗅觉敏锐的西方人察觉,把各种新技术与新产品带到新加坡,并以此为其中一个基地,向逐渐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亚洲区域进军与扩散影响力,使得原本存在此区域很长时间的朝贡体系逐渐被取代,也转化出交溷的社会与文化特质,让西方现代性展现出在此地的效果。新加坡的现代性效果是在各种力量相互抗衡、协商与接合下展现,也形成殖民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交溷、协商与辩证,创造出此地的特点,甚至连动影响亚洲部分地区,譬如华人跨域参与中国本土革命与国家建构,展现複杂的远距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报纸这项新媒介所形成的场域,各种力量在此相互竞争与抗衡,其塑造的媒体环境让许多华人能以逃脱它的影响。

在新加坡的殖民现代性中,展现了殖民主义、远距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连,文化机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新媒介所建构的环境,让这些元素逐渐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与传统、自身需求等产生交溷与协商。然而,在整体结构过度强调理性化的情况下,对文化现代性造成压抑,未从制度上提供更多资源发展个体在主体性上的建构,特别在自我反身性部分,使得对殖民体制的批判与反思难以开展,这些局限都抑制了个体的能动性,影响了其后本土现代性的发展。  ‖‖ 下载PDF档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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