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政客与媒体品味

interview Ram Karpal (3)

2014.06.01【火箭报,页7】庸俗政客与媒体品味

【庄迪澎】槟城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席补选,因挟着已故卡巴星的遗威,而且对手太弱,民主行动党候选人蓝卡巴星(Ramkarpal Singh)胜选应无悬念;正因如此,这场补选的选战毫无看头,淡静得恐怕很多人都不记得投票日在哪一天了。

武吉牛汝莪补选虽说四角战,但蓝卡巴星的三个对手:范清渊的爱国党是比蚊子党更无作为的孑孓党,另外两人是独立人士。竞逐者实力悬殊,所谓“大课题”炒不起来(也没必要炒),对媒体而言,“no news is bad news!”(没有新闻,就是坏新闻!);此时任何可能给平淡无味的选战加一点味素的话题,都足以成为弥足珍贵的新闻素材。

于是,蓝卡巴星是不是同性恋的话题,就成了媒体在沉闷的补选中的一剂兴奋剂。范清渊事后否认曾说过蓝卡巴星是同性恋者,但是以媒体引述他在5月20日的说法“范清渊……质疑蓝卡巴星38岁了还没结婚,又在面子书上载猛男照片,让他觉得非常噁心”,确实是明显且蔑视地影射蓝卡巴星的性取向--按照《1957年诽谤法令》的脉络,影射(innuendo)亦足以构成诽谤。

范清渊“语出惊人”之后,媒体做了两件事:报道范清渊的说法,同时去找蓝卡巴星回应。据一位在场采访的记者透露,当时提问的记者起初是引述范清渊的言论,结果蓝卡巴星先反问记者“他是不是影射我是同性恋者?”跟着这位记者就问道:“那你是不是?”

媒体伦理的灰色地带

就此事而言,媒体的对与错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以同性恋在马来西亚不但尚未能普遍为人所接受,甚至是宗教禁忌的社会脉络而言,范清渊影射蓝卡巴星是同性恋,有可能导致不能接受同性恋的选民不投票给蓝卡巴星,进而影响选情。就政治新闻而言,不尽然毫无新闻价值。

报道了范清渊的言论之后,该不该找蓝卡巴星回应呢?以前述“可能影响选情”的假设而言,媒体找蓝卡巴星回应似乎无可厚非,毕竟媒体报道了其对手的影射之后,若没报道蓝卡巴星的回应,似乎也剥夺了蓝卡巴星的答复权(right of reply),令他失去向那些可能因该报道而不投选他的选民说明情况的机会。反过来,请蓝卡巴星提问并写出新闻,又会产生炒作低级趣味的印象。

由此可见,媒体伦理的疑虑往往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判准,而一些狡猾的媒体和媒体人,当然也会振振有词地以“新闻自由”作为辩解。话虽如此,媒体的问与不问、写与不写,也不应一概以新闻价值作为考量因素。

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绑票案,该不该报道尚未公布的绑票案,媒体就不应只考虑新闻价值,反之还得考虑报道之后可能祸延肉票,导致绑匪撕票等等。多年前,郭鹤尧生前第二度被绑票时,媒体虽在案发后就已知道,但有默契的不报道,以免打草惊蛇,造成憾事。此举无关新闻自由,更多的是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课题。

媒体伦理之外,媒体的问与不问、写与不写,也攸关品味和权力的问题。前者事关媒体的自主判断,后者事关媒体面对权力的态度。范清渊事后否认有“说”蓝卡巴星是同性恋者,将责任推卸给媒体,并恫言提告,虽是让人们再次见识政客对自己的言行毫无担待之心的丑态,但媒体随之起舞,吃了闷亏,只能说是自食其果。

庸俗政客最爱媒体有闻必录

虽然正值选战,但媒体亦应有一套新闻素材的取舍标准,而这套标准除了体现媒体的编采方针和理念,也应维持比较高的品味。所谓品味,不是编采主管的个人喜恶,而是一家媒体面对新闻人物(不论来自政商或文教界)操弄无益于提升公民素养的低级趣味课题时,所抱持的立场。当然,很多时候,媒体的品味高低确实也是媒体主管的品味高低的写照。

范清渊虽然曾任民政党副主席的高职,但是从他过去乃至这次补选所展现的政治言行,充其量只是一个俗不可耐、甚无文化素养,且又无足轻重的政客。当他在5月20日以蓝卡巴星在面子书上载所谓的“猛男照片”来影射后者,要“大家自行分析蓝卡巴星是怎样的人”时,记者有无稍微思考一下,是否有必要“有闻必录”?

像范清渊这样的庸俗政客,大概最喜欢有闻必录的媒体,因为即便讲不出什么大道理,随便掰两句哗众取宠的话,也能在媒体曝光,目的就达到了。连带地,媒体的“礼待”就会养成更多这类大放厥词的政客,而且产生恶性循环。

“害怕独漏”而随波逐流

媒体决定写或不写的判准为何,既关乎品味,也反映了媒体“害怕独漏”的通病——别人有的新闻,我也要有。此通病的祸害,就是导致原来可能有品味的媒体/记者,因“害怕独漏”而随波逐流。或许有媒体会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有闻必录是顾及我前文所说的--“可能影响选情”。然而,以蓝卡巴星稳坐钓鱼台、选情闷极的政治现实研判,媒体对待范清渊的“猛男照片”言论,恐怕心态上是把它当做八卦(gossip)和趣闻来处理,更甚于所谓的政治新闻。

媒体的问与不问和写与不写,也和权力因素息息相关。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媒体会在纳吉的记者会,问纳吉同一道问题。不算很多年前的事,当蒙古女子阿尔丹杜雅命案曝光时、当传出案中首被告阿都拉萨巴金德的辩护律师有简讯往来讨论案情,甚至有被告面对的只是“暂时性控状,但还有希望”的简讯内容时,我们也很难想象,记者会轻松地请纳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