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东姑阿南在政府里并不孤立,他的同僚也许会认为其遣词用字夸张了些,但恐怕很多人还是会私底下拍拍他的肩膀,说声:“骂得好!”东姑阿南也许不够内敛、不懂政治公关,所以在公开场合奚落部落客时不顾政治修辞;他这种言行实际上是网络媒体恐惧症的体现,而他绝不是政府里唯一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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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的读者总是轻易的相信媒体。可恨的是,一些说话常常不经大脑、只想着在第一大报亮相沽名钓誉的华团领导人,只会跟着《星洲日报》专访的调子歌功颂德,“确认”报纸营造的“希山慕丁开明、董教总对执政党有敌意”的印象。Continue Reading

广告的影响力不是在广告播映的那一瞬间发挥作用;媒体常年累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强化某种价值观和欲望,所发挥的效果远大于广告播出的那一霎那。某人可能看了一支瘦身产品的广告而购买此产品,但是他愿意消费瘦身,是因为他对媒体创造的“瘦=美=人见人爱”的审美观深信不疑。Continue Reading

星洲媒体集团对张晓卿入主南洋报业的宣传与背书,对我国民主进程是个伤害。一来,他们不断合理化“以大欺小”的心理状态,企业规模大了,凭着雄厚资源与人脉极尽打压对手和批评者之能事,乃理所当然之事;二来,他们试图建构“垄断是合理”的认同感――认同企业权力垄断的人,如何说服自己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Continue Reading

互联网早已流传旅美新闻工作者张秉军的一篇文章,作者如此评论道:“《明报》在1995年被和北京关系密切的马来西亚华人木材工业大亨拿督张晓卿,然后像《星岛日报》一样,从此立场亲北京。北京宣传会议确定的利用‘涉外媒体的作用,争取更多的读者,扩大在海外的影响’的方针,可能意味着中共当局对上述这些亲北京的华文报纸给予更多支持。”Continue Reading

报业评议会能否建立公信力,还取决于一个重要条件:报业所有权是否多元。个别报社由不同的业主所有,才较有可能避免报业评议会里的十个新闻工作者委员“官官相护”的局面。马来西亚报业的现实是,一个报业集团控制多家报纸,因此同一报业集团旗下不同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同时成为报业评议会委员的可能性颇高,他们考量个人在公司里的利害关系而彼此护短,是有可能产生的现象。Continue Reading

倘若有朝一日政府愿意接纳再益草拟的报业评议会概念,而且不更改主要规划,将意味着国安部将发放/撤销印刷机执照及出版准证的权力,下放给另一个法定机构。尽管如系,我们也别过于乐观,因为再益的报业评议会构想并没有否定《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规定,即业主必须每年重新申请印刷机执照与出版准证,而这项规定恰恰是箝制报业的重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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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当时的总编辑(现任首席营运长兼编务总监)许春也曾公开说,媒体评议会制订的报业新闻准则“就只能被滥用来进一步箝制新闻及言论自由”。何其讽刺的是,许春的上司、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却是“研究成立媒体评议会建议工作委员会”的顾问团成员,他的下属、副执行总编辑郭清江也是委员会成员。既然了解到媒体评议会将“被滥用来进一步箝制新闻及言论自由”,为何媒体业高层还义不容辞参与这项工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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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业头顶上还搁着多把“达摩克利斯剑”,新闻自由运动似乎也动不起来,此时大谈设立媒体评议会,犹如还没解开双脚的镣铐,却要准备飞行。更重要的是,在备受媒体法律箝制及执政集团垄断经营的媒体业里,架设一个有法定地位的机构管理媒体,媒体管制建制化的风险极大,媒体评议会非但无法捍卫媒体专业,反而造成媒体进一步屈从于权力机关和政客的淫威而典当新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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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媒体业虽有两百年历史,但媒体批评缺席不在话下,一方面可归因于原来就相对年轻的传播学教育与研究,在马来西亚萌芽迄今不及40年,而且在首20年里谈不上是得到人们青睐的学门;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长期对传播学教育存有刻板印象,仅把它看成是训练有志成为媒体工人的学生掌握媒体生产技能的学门。Continue Reading

本论文选择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做为研究个案,并以由中国革命家孙中山所创办的《光华日报》作为分析对象并与在早期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商人陈嘉庚所创办的《南洋商报》做比较,这样才能看出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性与离散性。本文採取论述分析以及文本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在与《光华日报》的报道进行性质归类后再与《南洋商报》叙事文本的比较,透过这样的分析探视离散与本土的差异。Continue Reading